（三）以下论述蜀枸酱流入番禺之途径。
蜀枸酱（枳椇酱或枸杞酱）早已成为秦汉间商品，行销中原各地。故唐蒙至越南，一见即能识之。从而测知蜀与番禺之间有一秘密之商道。按《史记》文：蒙见设蜀枸酱，惊异，询设食者以此物从何处来？设食者漫指西北方曰自牂牁来。蒙不知牂牁为何地。但知番禺城外大河名牂牁江。因念江水必自牂牁流来，故有此名。其源必近蜀，故蜀枸酱浮船此水运达也。既回长安汇报使命，因遍访蜀贾人以枸酱运入牂牁江之路。蜀贾人畏担奸出物之罪，不敢备述其商道。惟曾遵关税制出夜郎者知夜郎即是牂牁，且知其城外行船之水有牂牁江称，隐示唐蒙以线索。所言固真实，可以按验，亦必与蒙有交谊者乃肯言，故蒙亦深信之，而建浮船牂牁以伐越之计也。蜀贾人固未曾以奸出物之全面途径告之，蒙亦未知夜郎牂牁江行船不能直达番禺，徒私度其能达而已。迨武帝已采蒙议，命其抚定夜郎与其旁诸小邑，当年置犍为郡。并以蒙为都尉，发巴、蜀吏卒从僰道开路向夜郎，阅二十三年为元鼎五年，夜郎驿道始通而南越反，于时乃发觉牂牁江浮船不能直达番禺。故汉武帝仍兼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与牂牁五路出兵，会攻番禺。结果是：南越已平，牂牁一路尚未能入越境，则唐蒙本计与地理实际并不适合故也。
据《史记南越传》：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西南夷传》则云：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头兰已破，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参合分析，驰义侯于夜郎道通以后，应不过旬日可达夜郎。又既已发夜郎兵，则当浮船下牂牂江矣。胡为未下而南越已破？疑由于夜郎人固知牂牁江浮船不能直达番禺。驰义侯亦探知其如此，因重功令，畏后期，（汉法：出军后期当斩。盖曾与所领八校尉，分途觅路指求可再浮船之牂牁江道。自必各募有夜郎人为之向导。）自夜郎（今云南沾益县之黑桥镇）通番禺之水道，就古今地理形势言，有四线：
一
自夜郎浮船向陆良，改陆行经师宗、广南，至剥隘，约七百里。再浮船右江，经百色、南宁至桂平，入于牂牁江正流，又过梧州、肇庆至番禺。此为四线中水程最长且平便者。然在四线最西南，汉军将必嫌其纡远，七百里陆道又难知，故必更求于其东方。夜郎人亦必有以导之者。
二
自师宗东向罗平、兴义、册亨、罗甸（三县今属贵州），至天峨（属广西），陆行八百余里，皆距牂牁江（南盘江）北岸不远。然此段河谷郁热而多滩险，不可行船。自天峨以下，虽可行船，礁险甚多。直至来宾以下始平稳。实际水程甚短。在汉时尤多恶瘴，为时人所畏。汉军亦当疑而不取。
三自夜郎直东，经普安，镇宁，安顺，惠水，独山，至荔波，浮船下金城江，过柳州，合牂牁江正流。陆道最长，水程最短。然水陆俱较安便。当时亦必有夜郎人引导之。
四
自鄨县（今遵义）陆行至且兰（今黄平县）。又南经凯里、丹寨，至三角屯（今三都县），浮船都柳江，入广西之融江。过柳州，入于牂牁正流（自独山亦可循此水道入广西）。此线最东，水道开辟最早。然去夜郎最远。其地面全属且兰国。当时犍为郡治鄨，故当驰义侯至夜郎，知牂牁江不能直航番禺后，正倚夜郎向导分途觅路时，又饬犍为太守发且兰兵分一校尉下周水指番禺。传云上使，实驰义侯从夜郎人议为之，出多途以求必达也。诏敕初未征且兰兵，而太守催之苛急，故遂反矣。且兰反时，豫章、桂阳两路军已至番禺。驰义侯知终不可能至番禺，故合八校尉分路前进之军专击且兰，灭之。其时则南越已平，故不下而还击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传云发巴蜀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且兰。夫八校尉所领，皆驰义侯兵，本是巴蜀罪人，见《南越传》。南越只此次反，一击而灭。此前并无击南越者。八校尉既在伏波、楼船两将军合攻番禺战斗极紧张时击灭且兰，则其非自击南越战斗中调来又可知矣。而云尝击南越者（《汉书》字亦作尝），初疑尝应读如当。嗣念自夜郎行军向南越，虽未至，亦未与战斗，固亦当称为击南越者。兹改从击且兰，故曰尝也。南越军事，自出军至平定，为时一年。其于牂牁郡内一年之过程，大抵如此。
于是可定：蜀枸酱入番禺路，为剥隘、右江一路，不可能是其他三路。从而可定唐蒙所言之牂牁江，即今之南盘江与西江之称。虽然，此亦但究唐蒙所言考订之耳。实则当时蜀枸酱行销甚广。蜀贾人不必只自夜郎输出此物于岭南，亦当有自且兰浮周水以入牂柯江者。自巴入鄨以至且兰，其道更较自僰道通夜郎易。而浮周水至番禺亦较浮右江为近。则巴贾人岂遂不能致蜀枸酱于番禺乎？窃疑唐蒙所食之枸酱，实自且兰来。但蒙至长安所访之贾人，只是蜀贾人耳。设其能访及巴贾人，则汉用二十三年精力以经营之制越一奇，应已成熟。直浮融江出番禺，与出零陵之军合力，唐蒙之功斯全美矣。
汉世，自司马迁记牂柯江外，学人入南夷者少，续言牂牁江者只桑钦《水经》。《水经》言：牂牁水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南流入交址。末句已错误。宁州陷没后，历隋、唐、宋、元，无能考牂牁江为何水者。明、清世，云南、贵州建省，方志家开始加以考订。其下游为广东之西江；在广西者称为郁江，大体一致。上游是何水，则言人人殊。虽皆依据《史记》夜郎临牂牁江一语，而订夜郎位置不同，所指牂牁江亦异。
郑珍《遵义府志》定夜郎于綦江县夜郎坝，则指綦江水为牂牁江。田雯《黔书》，定夜郎在桐梓县，则指乌江为牂牁江。莫与俦《牂牁考》，萦回于此二说间，明知其水道不通番禺，亦缘订夜郎于遵义附近，而强为之说。此则当弃者也。
郭子章《黔记》，指蒙江（罗甸河）为牂牁江。郑旻《牂牁江解》，定北盘江为牂牁江。意谓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之北。汪士铎《汉书地理志稽疑》主之，而定夜郎为郎岱。依西江干流立说，有可取，亦有难通处。
《明一统志》、《都匀府志》，定夜郎于荔波。以金城江为牂柯江。黄宗羲《今水经》改为大韦河（惠水）。俱由贵州建省后，贵阳附近地理渐明，竞为新说。惜于水道言之有据，只夜郎位置未合耳。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定夜郎于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牂牁江。吴振棫《黔语》遵之。较盘江说与荔波说有进步。洪氏为贵州学使，得遍历各县，故其见解较高一筹。惜其未得为云南学使，不知夜郎在贵州外矣。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定夜郎为今广西凌云县。始肯定广西之盘江（红水河）为牂牁江。
程封《牂牁考》，始定夜郎于云南罗平县，而以南盘江为牂牁江。屈大钧《广东新语》，曹树翘《滇南杂志》从之。皆干嘉以后人，始留心于滇中求夜郎者也。
童振藻《牂牁江考》（载《岭南学报》一卷四期），始推夜郎在云南之沾益、曲靖间。唐钺《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载《东方杂志三十九卷九期》），定其位置在沾益。此皆近世学人，由地理实际作出判断。故能远胜前人也。
此外，尚多有徒据书本，昧于地理实际，及只片面的地理考察而昧于古史文义之妄推，即无庸列举矣。
最后考订牂牁与夜郎之名义，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