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和制造工具
如果不怀成见而略予省视，便可发现：人类生活和生存区别
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的、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特别是制造工具。奇怪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哲学家们所熟视无睹，不加重视。大慨只有二千年前荀子所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曾揭示这个极平常却极重要的事实。我以为，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贡献所在：指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柱石。从而，经济是基础，其他乃上层，社会由是生，关系由是出，财产由是立，历史由是行，要求一切“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也由是而不断成长发达。马克思历史观具有缺陷，例如以“阶级斗争”为贯串线索等等，但指出生产工具、生产力从而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一哲学视角，我以为仍然正确。这也是以前拙作所着意要承接和说明的，现略重复如下：
A与海德洛尔等人的看法相反，现代工业、科技以及工具理性等等，尽管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我疏离、各种异
化，破坏了诗意、自然、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但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变、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而这毕竟是主要的方面。谁愿意再穴居洞处，茹毛饮血，冬无暖气，夏无空调，夜无灯火照明，日以竹木烧食，足不出方圆数十里，活二、三十岁即死掉……，认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圣哲的境地，那当然自由他去，但恐怕人类的绝大多数不会愿意。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否认科技、工业、物质文明、工具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既然如此，不是浪漫式地批判、否定、舍弃物质文明，而是重新研究、了解、改革、重建它们，清除其为害于人的一面，难道不更实际更符合道理？
B“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河言哉”。“天言”宁
静，之所以为人言派派所打破，亦以此故。动物有语言，只交流信息；人类有语言，却不仅交流信息，而更在贮存使用———制造工具的生活经验。它构成人类语言的语义，人类独有的“理性”也来自此。由于将人的语言、思维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经验和规范相隔绝分离，时空观念、逻辑规律、因果范畴等等“普通必然”
便变成了不可解说的“先验”。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及其他提纲即在揭示这“先验”理性的“客观社会性”，即它以人类基本实践（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的历史性为根源。
C人类具有的这种理性，并非个体活动的成果，乃是通由
群体活动的原始巫术礼仪而最终产生和形成。这就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种族的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它与真正的人类语言历史地同步。正是原始巫术礼仪要求个体严格遵循各种复杂烦琐的规定，不可逾越，不可违背，它以群体对个体的指定规范、要求为其形式，实际是在挑选、演习、确定、突出、重复、巩固行为中的肯定（十）否定（－）的模式，它是语言中而后是思维中的矛盾律同一律（这样作便不不这样作）的根源，即A=A的语法和“逻辑”
的历史来源和根本基础。通过众多巫术、礼仪所产生和巩固的（从而语言、思维所积淀的），并不是对某一特定对象、活动、行为、技能的要求或规范，而是对众多活动的共相命令和模式。人的生活经验之所以不像梦境中的模糊混沌杂乱，就是因为有这个从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中医活动所产生，由巫术礼仪等文化所确定的最一般的规范形式的原故。“理性”之所以超个体。似神秘，也是这个原故。这样，动物的心理也才变为人的心理，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自然界）由异己的敌对环境变成为人的自然。内在自然（血肉身心）由动物的本能变成具有理性的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这也就是我所谓“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
理性因科技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日益损害着个体作为动物
性的非理性的生存（人总是动物）。它由于忽视、舍弃甚至排斥。牺牲个体和独特性、偶然性、丰富性，而使人为物役，成了各种机器（包括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奴隶。“理性”需要解毒。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对文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今日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便无非是这种解毒：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或解放。一面表现为科技、工业的强大的“理性”的急剧扩张和发展；另一面表现为文艺、哲学的同样急剧发展的“反理性”的流行和泛滥，使似乎是今天文化、心理的冲突图景。对于有着“儒道互补”长久经验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倒可以相反相成。人类（包括个体）没有理性便无法生存，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使用——制造工具的科技将愈益发达；但人类（包括个体）只有理性，也无法生存，便成了机器人世界。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反理性的文学、美术、生活风格和风貌也将愈益发达。理性需要解毒，人类需要平衡。人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机器。于是人不断要去探寻、询问专属于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