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辩证法
康德说，“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人的事业从恶开始”。黑格尔和恩格斯说；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从善开始，是伦理绝对主义，即伦理主义。从恶开始，是伦理相对主义，即历史主义。如前所说，伦理规约、道德风俗常与特定时空条件和各种具体环境攸关，是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
“社会性道德”并不在个体追寻活的意义，而在保障一定的群体“如何活”下来。它实际属于“如何活”的范围。而历史总是在“如何活”的范围内前行。
迄今为止的历史，总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文明通过暴
力、战争、掠夺、压迫、剥削、阴谋、残酷、滥杀无辜、背信弃义等等来斩傣辟莽，开拓旅程。大英雄、大豪杰、大伟人也经常是大恶棍、大骗子、大屠夫。“窃林者诛，窃国者为公侯，公焕之门，仁义存焉”。就人类说，历史经常在这悲剧性的恶的事业中发展前行；就个体说，从古至今，幸福与道德也很少统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福”
“德”之不能一致，古今同憾。那么，怎么办？康德提出由上帝保证的“最高善”作为绝对律令的归宿。佛家有“三世业报”之说，但这些都不过是假设和假定。从儒学传统和人类学本体论来看，也许用“人类总体”来替代上帝和业报轮回，可能还实在一点。因为这个“总体”包含了子孙万代，大概只有在这个“子孙万代”的无限历程中，“福”、“善”才能统一。在这之前，入经常陷在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矛盾冲突之中。
道家之所以厉害，之所以能生发法家，就在冷静的历史主
义。它知道天地乃中性，并不仁慈；人世更险恶，必须假装。从而它不像儒学那样去傻乎乎地建构一个有情宇宙观或本体论来支撑人世秩序（纲常礼教）和人生目的（济世救民）。“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并非指本体，而恰恰是指实用、运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而不可道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等，也并非宇宙论、自然观，仍然是“道术”：讲的是保持那潜在可能性的无限，以高于、大于、优越于任何现实性的有限，即万事万物，才能以“无为而无不为”，而长治久安（对“国家”说）而保身全生（对个体说）。道家冷静观察了人事变迁的历史轨迹，知道它是“恶的事业；”包括“仁义礼智”，也只造成灾难祸害。它从而充分揭示荣辱相因、胜败相承、黑白相成、强弱相随……等辩证关系，强调人们应主动掌握它，运用它。所以它是行动的辩证法，而非语言或思维的（如希腊）辩证法（见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如果说儒学充分体现了中国“实用理性”的情感面；那么道家则是中国“实用理性”的智慧面的表现，一仁二智。这“互补”也展示出“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例如中国重老，某些原始部族却杀老；“王何必日利，亦日仁义而已矣”，“义利之辨乃人禽之别”，是传统社会的道德；“恭喜发财”、“时间就是金钱”是现代社会的
“道德”；伦理准则、道德标准的相对性、可变性、功能性显示出历史主义和无情辩证法的巨大力量。但另方面，“杀老”正如“重利”一样，毕竟不能作为“绝对律令”而长存。相反，侯门必悬仁义；大坏蛋也要满口“仁义道德”、“人民大众”、“民族国家”；人作了坏事，清夜们心，仍有自愧。这一切又都显示出任何相对主义、历史主义仍旧掩盖不住那以维系人类总体生存为很低的“宗教性道德”的本体威严和崇高。正是它积淀了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人的文化以下结构。这也就是“儒道”“儒法”虽互补，却为什么仍需以“儒”为主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