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是学此乐”：人生四境
中国传统之所以是“乐感文化”，除了以生活、人生（亦即一个世界）为根基，以“实用理性”为途径，以肯定、追求生的价值和意义为目标之外，而且它所讲求的“乐”又仍然具有形而上学的归依品格。此“乐”是一种宗教性的情感。上面已讲，这正是以
“仁”为“体”与康德以“义”（无情感性的实践理性）为“体”，则具有感性情感的“例隐之心”、才是实践理性的根源。它虽仍是个体的、感性的，却是对“本体”的体认或最高经验（Ｐｅａ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即拙作《美学四讲》称之为“悦神”的审美境界，冯友兰称之为“天地境界”（《新原人》）。
康德继“我能知道什么”（认识论），“我应该做什么？”（伦理
学）“我能希冀什么？（宗教学）之后，再加一问：”人是什么“（人类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则恰恰从”人是什么“开始，提出”人活着“（出发点）、”如何活“（人类总体）、”为什么活“（人的个体），而将归结于”活得怎样“：你处在哪种。动灵境界和精神状态里？这种状态和境界并非描述是否有电视、空调之类，也并非询问你是兴高采烈还是满腹牢骚；它关注的是个体自身的终极关怀和人格理想。宗教性课题在一个人生、一个世界的中国，转换为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的探寻。”如何活“、”为什么活“是理性的内化和理性的凝聚，显示的仍然是理性对个体、感性、偶然的规划、管辖、控制和支配。只有”活得怎样“的审美境界，理性才真正渗透、融合、化解（却又未消失）在人的各种感性情欲中，这就叫理性的积淀或融化。”理性的内化“给予人以认识形式，”理性的凝聚’给予人以行动意志，“理性的融化”给予人以生存状态。前二者（内化、凝聚）实质上还是一颗集体的心（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ｌ），只有后者才真正是个体的心。所以理性在此融化中自然解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万赖
虽参差，适我莫非新”，这些并非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正是理性的融化和解构后的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如何活”和“为什么活”都可以用知性语言来表达，如各种语言描述和语言指令。但
“活得怎样”却常常超出知性语言，非语言所及，它只是诗。
冯友兰曾分人生境界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
阶梯。这“四境‘讲不能截然划开，特别是”如何活“总作为基础和纠缠物与它们交错在一起。”自然境界“是对人生或人生意义浑浑噩噩，不闻不问，满足于”活着就行“的生物性的生存状况里。”功利境界“则是每人都有的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为利、为名、为官、为家；或荣华富贵，功业显赫；或功败垂成，悲歌慷慨；或稳健平淡，度此一生。”道德境界“则圣贤高德，立己助人，清风亮节，山高水长；而凡夫俗子苟有志焉，亦可力就。这些都由语言管辖、统治。唯审美境界（天地境界）则不然。它可以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人际经验的肯定性的感受、体验、领悟、珍惜、回味和省视，也可以表现为一己身心与自然、宇宙相沟通、交流、融解、认同、合一的神秘经验。这种神秘经验具有宗教性，直到幻想认同于某种人格神。但就中国传统说，它并不是那种得神思天宠的狂喜，也不是宗教戒律中的苦痛追求，而仍然是某种”理“（宇宙规律）”欲“（一己身心）交融的情感快乐。也许，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天乐“。因为这种快乐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感性快乐，即无所谓快乐与不快乐，这只是一种持续的情感、心境、ｍｏｏｄ，平宁淡远，无适
无莫，这也就是某种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了。理学讲”心统性情“。但从程朱到阳明到现代新儒学，讲的实际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一道德体系或结构。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所谓”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是学“的”乐“，”情“也，非”性“也。”情’与“欲”相连而非“欲”，“情”
与“性”（理）相通而非“性”（理）。“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权力——知识体系或“超越的”“本体”（不管是“外在超越”或“内在超越”）框架。可见这个“请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是“形而上”即在
“形而下”之中。康德、海德格尔都想去掉形而上学，但又构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大概只有在解构的“后现代”，才有去掉形而上学的可能，但又流于真正的原子个人而物欲横流，失去任何普遍价值和社会性。也许，只有凭依理欲交融的“情本体”，能走出一条路来？而“。动体”“性体”只有归依于“情体”，也才能真正贯彻一个人生、一个世界的华夏精神。“请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