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吾邱衍谓李阳冰即杜甫甥李潮,论者每不然之。观《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正复相类,阳冰与坚冰似皆为字,或始名潮字阳冰,后以字为名,而别字少温,未可知也。且杜诗云“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录》未有潮篆,郑渔仲《金石略》于唐篆家,阳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庚、王遹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阳冰篆书,自以为“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然欧阳《集古录》论唐篆,于阳冰之前称王遹,于其后称李灵省,则当代且非无人,而况于古乎?
唐八分,杜诗称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三家,欧阳六一合之史维则,称四家。四家书之传世者,史多于韩,韩多于蔡,李惟《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载于赵氏《金石录》,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与阳冰为一人,则篆既盛传,分虽少,可无憾矣。
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秀弼、秀实、刘升、陆坚、李着、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近代或专言汉分,比唐于“自郐以下”,其亦过矣。
唐隶规模出于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颇近之。大抵严整警策是其所长。
论唐隶者,谓唐初欧阳询、薛纯陁,殷仲容诸家,汉、魏遗意尚在,至开元间,则变而即远。此以气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时异,更当观之。
言隶者,多以汉为古雅幽深,以唐为平满浅近。然蔡有邻《尉迟迥碑》,《广川书跋》谓当与鸿都《石经》相继,何尝于汉、唐过分畛域哉!至有邻《兴唐寺石经藏赞》,欧阳公谓与三代器铭何异,论虽似过,亦所谓“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后魏孝文《吊比干墓文》,体杂篆、隶,相传为崔浩书。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龙观钟铭》盖亦效之,然颇能节之以礼。
唐僧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黄长睿谓“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今遗帖之是非难辨,转以此证遗帖可矣。或言怀仁能集此序,何以他书无足表见。然更何待他书之表见哉!
学《圣教》者致成为院体,起自唐吴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贻口实。故苏、黄论书,但盛称颜尚书、杨少师,以见与《圣教》别异也。其实颜、杨于《圣教》,如禅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其明离暗合,院体乃由死于句下,不能下转语耳。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
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制《王羲之传》曰:“势如斜而反正。”观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
学永兴书,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综昔人所以称《庙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转翻刻,往往入于肤烂,在今日则转不如学《昭仁寺碑》矣。
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耳。
王绍宗书似虞伯施,观《王徵君青石铭》可见。绍宗与人书,尝言“鄙夫书无工者”,又言“吴中陆大夫尝以余比虞君,以不临写故也。”数语乃书家真实义谛,不知者则以为好作胜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或移以评兰台《道因》,则近耳。
大小欧阳书并出分隶,观兰台《道因碑》有批法,则显然隶笔矣。或疑兰台学隶,何不尽化其迹?然初唐犹参隋法,不当以此律之。
东坡评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张长史告颜鲁公述河南之言,谓“藏锋画乃沈着。”两说皆足为学褚者之资,然有看绣度针之别。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谓学褚未尽,转以翚翟为讥,何悖也!
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至慈恩《圣教》,或以王行满《圣教》拟之。然王书虽缜密流动,终逊其逸气也。
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已可观其会通,不独欧阳六一以“有欧、虞体”评隋《龙藏寺》也。
欧、虞并称,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善学虞者和而不流,善学欧者威而不猛。
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书评评之,欧其如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
虞永兴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关捩隐由篆隶分之。
陆柬之之书浑劲,薛稷之书清深。陆出于虞,薛出于褚,世或称欧、虞、褚、薛,或称欧、虞、褚、陆。得非以宗尚之异,而漫为轩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