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生在最丰富的狩猎区域，假如原始狩猎者对于许多野鲁的性质和习惯没有精确了解的知识和观察能力，也仍旧会一无所获的。科林兹（Collins）说：“澳洲人的眼力异常发达，他们的生存实际上全靠他们自己的眼力的敏锐。”澳洲的猎人能整天地穿越丛林和草原追袋鼠脚迹，他们又能毫无错误地找到在桉树皮上鼣鼠爬过的爪痕，这些在一个欧洲人都不易看出；而且他们一看立刻就知道是新的痕迹或是旧的痕迹，那动物是向地上爬或向地下爬的情形。“澳洲人在感觉印象上的记忆力确实令人惊异。斯丢阿特（Stuart）说：他以前被土人们看见过一、二小时，但在十四年后这些土人还认识他，其他旅行者也曾谈到过与这类似的经验。”夫利什称赞这些布须曼人说：“他们靠着感觉的敏锐，战胜了所有的南非洲人。最使人惊异的是布须曼人追寻脚迹的工夫。他们能够很迅速的在植物丛生的地面追寻脚迹，他们看来好象不十分注意的样子，但在忽然转变或有些异常的事件发生时，他们就会用一种姿势表示出对于最细微事物的敏锐观察的能力。”没有一个北极探险家不称赞北极人观察能力的敏锐和活泼。开恩（Kane）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荒凉的家乡知道的很周详。天气上的每一变化，如风吹冰冻都非常注意，这种变化对于过境鸟类飞翔的影响，他们可以用他们观察本地动物的习惯的同样敏锐的感觉，预知一切。”而且这种狩猎民族不仅用他的眼力，而且还要靠他的手力。他们不但要具有追逐和观察鸟兽的能力，而且还要知道如何捕捉的方法，因此他需要合用的武器，在任何必需品之上。所以在狩猎民族中武器特别发达，实不足奇。因为要靠那些武器来谋生存竞争，所以他们必需专在这一方面的技能上谋发展。在事实上，所有狩猎民族所用的行猎的器具，全靠手艺上的灵巧，而且所用的器具愈简陋，他们的技巧却是愈好。在一种肤浅的观察者看来，澳洲人的武器的确是非常粗的，但是我们对于它们愈加仔细考察，就愈惊叹它那制作技巧的高妙。尤其是那些飞去来器实际上并不像它们的外表那样简单。布须曼人知道如何去制造他的毒药弩箭，他在群敌围攻中即可藉以护命。但是在北极一带天寒地瘠非竭力奋斗不可的地方，却有最高的技能存在。“我们原以为他们文化拙劣，终年积雪材料又较贫乏，却不料他们至少也可和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并驾齐驱。”库克对于威廉骚德亲王（PrinceWilliamSound）地方的土人这样说；而每一个考察过北极民族的武器的学者也是这样说。我们看了这些巧妙精细的叉子、弓和箭以后，就不会以原来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还会雕刻这样逼真的动物为奇异了。观察的能力和手艺的巧妙是原始写实艺术所要求的素质，同时也是原始狩猎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两件技能。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原始绘画艺术乃是原始民族生存竞争发达进步后两种力量所造成的美术工作。我们现在也可明白为什么绘画的才能在原始民族中是很普遍的理由了。只要他是个高明的猎者和手艺人，他大概也是个过去的画家和雕刻家。用同样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来解释在狩猎民族中很多的写实天才，为什么在低级的农耕和游牧民族中却非常稀少。夫利什对于布须曼人生动的速写和班图人（Bantu）“苦心临摹雕刻出来的那些生硬动物图形”之间的矛盾，有很好的解释。这种矛盾在不论何处的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中，都很明显，不过南非洲的例子特别显见而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在文化上高过狩猎民族，然而在造型艺术上却反而低落得多——由此可见文化和艺术的关系，并不是如有些艺术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简单。这种反常的现象，我们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因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生活上都不需要如此完满的观察能力和工艺技术；于是这两种力量当然就衰退不堪，造型的才能，也就十分落伍。驯鹿时代雕刻物的问题，现在已由人种学大体的解决了。那些经过许多讨论的图形，都是原始民族的工作。图中对自然的真实之处，非不是反驳它们是上古物品的证据，而且还是证实它们是上古作品的绝好证据。我们已把这些原始人的雕刻和绘画叫作艺术工作。然而这种名称实际上到底符合不符合，却尚待考虑；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这些绘画是不是由于美的要求产生的。艺术哲学都倾向另外一个见解。他有一条最老的信条说，造型艺术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宗教的附庸，以后才渐渐变为独立的。这条尊严的信条在我们所考察过的事实中却没有充分的理由。的确，的格累氏是以为格楞内尔格地方的图画也许是有宗教意义的，可是不论是他或其他的学者都没有发现那神秘的意义。也没有人在其他的澳洲岩画中找出过这一类的意义。这也是可以料想的，这些图画的一小部分。或许是有宗教象征的。把这些图画视为各部落用以纪念庇佑性质和纹章
性质的动物的观念，也许还没有从澳洲人的心中移开去，而且也会从埃及和耶稣教的艺术中联想到不少类似之处但在这种假定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连证实的影子都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说这些人像和动物图像在它们的外表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存在。我们正确地知道，那些树皮上的图画，是和宗教的观念和用途全不相干的。南非洲岩石上的那些素描，意义并不比澳洲的深奥。有一个知道布须曼人最深的人，叫哈恩（TheophilusHahn）的，告诉我们：“他们画出他们的艺术，全由于对描写事物有兴趣。”关于北极人的情形就没有这样清楚。然而只要看见过他们的素描的人，决不会轻易怀疑它们的现实性。至于雕刻却多少带了些宗教的意义。克兰兹说：“格林兰人在他们的小艇上往往刻上一幅小艇和人的缩图，说是便不会翻船。”希尔德布朗德以为朱克察人的雕刻，“至少有一部分是有神道的作用的，所以可以证明那种存在于动物命运和人类命运之间的神秘关系。”雅科布孙对于埃斯基摩人在阿拉斯加西南海岸坟墓上放置的弓、皮艇、鹿、鲸鱼的模型，以为“那个被纪念的死人，是在狩猎海象、海豹或驯鹿的时候死去的。”在同地域中，也发见有死者的纪念品，“人像制作粗劣，衣饰不全。”雅克布孙最后又说：许多的少女“都把一种木偶戴在皮制的头巾上。”然而这些观察都是对于雕刻的一部分而已，或者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看另外那些雕刻，上面的图形却和宗教完全无关。如果艺术哲学又谈到西南埃斯基摩人的萨满教假面具上去，那是忘记那些原是由外人传给他们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