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1〕
关于这一本小说，本刊第二本上所译载的藏原惟人的说明，〔2〕已经颇为清楚了。但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濒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3〕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
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本书的这一段，就将这情形描写得非常显豁（虽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觉得“轻松”一点的分子在内）。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4〕，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但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5〕将这胡乱记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头，投给日报登载出来的时候，却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
对于本期译文的我的随时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说得太简略，辞不达意之处还很多，只愿于读者有一点帮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
〔1〕本篇连同《毁灭》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未印入单行本。
〔2〕指藏原惟人的《法兑耶夫的小说》（洛扬译），刊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后来印入《溃灭》时，改题为《关于〈毁灭〉》。
〔3〕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意为“无处”。英国汤姆士·莫尔（T．More，1478—1535）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中，描述了一种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4〕《老而不死论》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上海江湾复旦实验中学的讲演。讲稿佚。
〔5〕一个青年革命文学家指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葛世荣。
白酒酿成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后记〔2〕
札弥亚丁（EvgeniiZamiatin）〔3〕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4〕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5〕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6〕。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7〕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8〕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reatRus^sianShortStories）〔9〕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10〕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Lunz）〔11〕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12〕和司谛芬生〔13〕，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14〕，法兰西的乐剧〔15〕，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16〕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17〕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18〕，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