婀达不说话，只是瞅着我，因此我只好说，这是十分令人快慰的。
“确实是令人快慰，”杰利比太太说。“虽然我能力有限，这还是需要我全力以赴；只要能成功，那也算不了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有把握，将来一定会成功。萨默森小姐，你知道吗，我几乎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来没想到非洲。”
这样子把话题一转，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得含糊其辞地提到非洲的气候——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候l”杰利比太太说。
“真的，太太?”
“当然罗。只要小心一点就行，”杰利比太太说。“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不小心，也会被车子撞上。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很小心，就永远不会被车子撞上。到非洲去也是一样。”
我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指的是荷尔蓬大街。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杰利比太太一边说，一边把几份文件放在我们面前，“可以看看这些有关气候的评论，以及有关一般问题的评论(这些已经广泛地散发了)，同时我也可以把我正在口授的信结束了——我现在是向大女儿口授，——她是我的书记——”
坐在书桌旁的那个女孩不再咬鹅毛笔了，我们向她招呼的时候，她也向我们还礼，只是样子有点害羞，有点不高兴。
“——写完这封信，我今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杰利比太太带着甜蜜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尽管我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凯蒂，你写到什么地方了?”
“斯瓦洛先生台鉴，敬启者——”凯蒂说。
“敬启者，”杰利比太太口授说，“来函承询非洲规划一事。’——不行，啤啤!这可不行!”
啤啤(自己起的名字)就是刚才滚下楼梯的那个倒霉的孩子，脑门上贴着一块膏药，走过来让人看看他那受了伤的膝盖，因而打断了杰利比太太的口授。我和婀达看了他的膝盖，真不知道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伤，还是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脏。杰利比太太只是带着平常说话的那种镇静态度补充了一句，“走开，啤啤，你这淘气鬼!”接着，她那双漂亮眼睛又盯着非洲不放了。
然而，因为杰利比太太立刻又进行口授，而我就是把啤啤抱起来也不致碍谁的事；所以，我看见可怜的啤啤想往外走，就壮着胆子悄悄拦住他，把他抱了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惊奇，婀达吻了他一下，这也使他感到惊奇；可是，他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间隔得越来越长，终于完全静止；他很快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直在照料啤啤，没有听清楚那封信的详细内容，只是从中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知道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地方和其他事务都无足轻重，因此我发觉自己过去很少想到非洲，便感到十分惭愧。
“都已经六点钟啦!”杰利比太太说。“可是我们吃饭的时间名义上却是五点钟(事实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吃饭)!凯蒂，你带克莱尔小姐和萨默森小姐去看看她们的屋子。你们也许要换换衣服吧?我这样忙，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噢，这个坏孩子!萨默森小姐，请你把他放下来吧l”
我恳切地说，他一点也不麻烦人，请杰利比太太允许我抱着他。于是，我把他抱到楼上去，让他躺在我的床上。我和婀达的两问屋子在楼上，中间有一扇门通着。这两间屋子没有什么家具，凌乱不堪，我房间那扇窗户的帘子是系在一把叉子上的。
“你们想要点热水吗?”杰利比小姐一边说，一边在找一个带把的水罐，可是没有找着。
“要是不麻烦的话，就要一点。”我们说。
“噢，麻烦倒不怕，”杰利比小姐回答道，“就不知道有没有。”
那天晚上相当冷，屋子里又有那么一股潮气，我必须坦白说，这实在有点难受，婀达几乎要哭起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说说笑笑，忙着打开行李了。这时候，杰利比小姐回来说：她很抱歉，没有热水；他们找不到那个水壶，而且锅炉也坏了。
我们请她不必客气，接着，我们尽快地把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到楼下去烤火取暖。可是，这时候，所有的小孩都上来了，站在外面的楼梯口上，莫名其妙地望着躺在我床上的啤啤。那些小鼻子和小手常常会突然出现，随时都有被门上的铰链夹着的危险，因此，我们总定不下心来。两间屋子的门都关不上，我房间的门上没有圆把手，似乎要在门锁上插上一条东西才能开关，婀达门上的把手虽然很容易转动，但对那扇门却不起作用。因此，我就出了个主意，请孩子们进来，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让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他们照着办了，而且安静得象耗子似的，就连啤啤也是那样——他在我讲到那头狼出现之前恰巧也醒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发现楼梯的窗台上有一个写着“汤布里季一威尔斯”等字样的带柄大圆杯，杯子里点着一根浮动的灯芯。客厅里(有一扇门通到杰利比太太的屋子，现在正敞开着)，有一个年轻女人，发肿的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正在吹炉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总之，客厅里到处是烟，有半个钟头的工夫，我们敞开着窗子坐在那里，又是咳嗽，又是流眼泪；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杰利比太太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口授着有关非洲的信件。我不得不说，看见她这样专心致志，我才放了心，因为刚才理查德跟我们说，他在一个馅饼盘里洗了手，又说他发现那个水壶原来在他的梳妆台上，他把婀达逗得大笑，而我看见他们这样，也禁不住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七点刚过，我们下楼去吃饭，杰利比太太告诉我们要留点神，因为楼梯上的铺毯由于缺少梯毡夹条，已经磨得破破烂烂，成了名副其实的陷阱了。我们每人有一块很好吃的鳕鱼，一块烤牛排，一碟肉片，还有布丁；要是烹调得法，那满可以说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惜都做得半生不熟。那个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在旁侍候着，她把东西胡乱往桌上一放，就再也不管了，直到吃完了，她才把盘子拿走，放在楼梯级上。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我想她大概就是厨子)，常常到门口来和这年轻女人吵架，看样子她们彼此之间是不和的。
吃饭的时间由于种种意外而拖得很长，比方说，一碟土豆错放到煤桶里去了，瓶塞钻的把手掉下来打着了那个年轻女人的下巴等等，但杰利比太太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她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伯里奥布拉格和当地土着的趣闻；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收到许多信件，理查德坐在她旁边，看见有四封信一下子掉到肉汁里去了。有的信是妇女委员会的议事录或妇女会的决议，这些信她都给我们念了}有的信是人们的申请书，这些人在种种不同的角度对种植咖啡和对当地土着发生了兴趣；有的信需要她立即回复，于是杰利比太太有三四次让她大女儿离开餐桌去写回信。她忙得不可开交，正象她对我们说的那样，她确实是献身给这个事业了。
我们刚吃完鳕鱼，一个态度温和、戴着眼镜的秃顶绅士走了进来，坐在一个空位子上(座位没有主次之分)，看样子，他在伯里奥布拉格移民地这件事情上头，是采取消极屈服而不是积极关心的态度的。我感到有点奇怪，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一句话也没说，要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我真以为他是个非洲人呢。直到我们离开了餐桌，他和理查德单独留下来的时候，我才想到，他可能就是杰利比先生。不错，他确实是杰利比先生’一个名叫奎尔先生的青年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人是在晚饭后来的，两边额角都有一个又大又亮的圆发卷；头发一直梳到后脑勺去。他很爱唠叨，对婀达说，他是一个慈善家，又说，他认为杰利比先生和杰利比太太的姻缘，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
这个青年不但谈到许多有关非洲的事情，谈到他有一个计划，准备训练种植咖啡的殖民者，让他们去教当地的土着车钢琴腿，经营出口买卖，而且还喜欢拿一些问题引杰利比太太说活，比如他说：“杰利比太太，我想你现在一天就能收到一百五十封到二百封有关非洲的信，对不对?”或者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杰利比太太，你曾经说过，你有一次从一个邮局就发出了五千份宣传书。”一他还象解说员那样，一再向我们重复杰利比太太的回答。整个晚上，杰利比先生都坐在角落里，脑袋靠着墙，好象情绪很不好。晚饭后，他和理查德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有什么心事，好几次都似乎要张嘴说话，可是临了又总是把嘴闭上，什么也没有说，使理查德感到非常狼狈。
杰利比太太置身在废纸堆里，整晚都在喝咖啡，不时向她大女儿口授信件。她还和奎尔先生讨论问题，讨论的题目——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似乎是“人类的友谊”；他们还发表了一些高见。我本想好好听一听，但是办不到，因为啤啤和别的孩子已经涌进客厅，到我和婀达那个角落来，围着我们，要我再讲一个故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低声给他们讲“穿靴子的小猫”和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的故事}后来杰利比太太偶然想起了他们，才打发他们去睡觉。啤啤哭着要我带他去睡觉，我只好带他上楼去；那个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正在那里，好象什么凶神恶煞似的冲到孩子们中间，把他们翻倒在带围栏的小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