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