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着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着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
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之务，当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谕礼部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徵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太祖命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近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天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职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着者，皆得加授阶。
太祖尝谓诸行人曰：“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
太祖尝敕刑部臣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皆减死论。”
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给事中有言：“国初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盖尊无二上之意。”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礼，何得有异于是？”诸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
太祖谕部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检王德亨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途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
工部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工部臣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采办以价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直，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未免过于督责，而吏卒夤缘肆贪，所得之直，不偿所费。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为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于此置铁冶，岁收铁百余万，请仍置冶。”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彼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泮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