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广勇何在？答曰：俱在舟中，亦有去看段大人骑马者。军门恨曰：我是武官，所领兵勇，未见贼已先逃，段大人是文官，所领兵勇无一逃者，岂不见笑于段大人。因有骂牵牛负担者，饶军门自执马鞭挞之。及余回舟，提军来余舟中，笑曰：凭空造谣，可笑，可笑。淳安城贼自广勇用炮轰后，下乡掳掠之贼又被百姓获送，已有将遁之心，而又恐我兵之尾其后也，乃倾巢而出，来扑我茶园营。余谓广勇曰：尔等只长水战，今日陆战，可助伊等一阵乎？广勇遂皆舍舟出战。嘻，是余之失计也！广勇不舍舟，有战不败矣。我兵与贼交，贼徒甚多，又有一股贼党从山上下来，包住我兵后路，闽兵先退，广勇亦退，贼将副将王振声围住。王振声者，抚军苏州带来爱将也。广勇已出贼围，见贼将王振声围困，大声呼曰：王振声使来观阵，若死贼中，我等有何面目。乃皆返身杀入重围，将王振声救出。嗟呼！救一王振声，我广勇死三十三人矣。自茶园兵败后，我军退扎杨村地河边，有小街市，内有小饭铺，有我处兵勇巡山回来，带有旗帜兵器，安置饭铺门外，进铺吃饭，河下兵勇船上望见市上旗帜兵器，忽相骇曰：贼又来矣！纷纷逃窜，半日方定。是夜，对河逃难民船忽被火烧，风扬愈扑愈旺，船上兵勇望之，惊曰：是贼来偷营矣。竟有一直逃至严州城外者，并将严州满城惊起，登城呼号。淳安城贼一夕遁去，战胜而遁，贼之狡也。饶军门闻贼已遁，谓余曰：广勇数次出力，贼之遁，未必非其功，今复淳安城，弟将让功于兄，请抚军出奏。
余曰：请大人先通知抚军，不然，恐有先冒其功者。某是首先出力，某等次之，亦须布置定妥，而后移知抚军。岂知先命杨游击带勇前来助攻淳安之贼，不由严州而进，严州营中毫不知也，杨游击以清晨至淳安，贼于昨晚已退，杨游击大加粉饰，报知抚军，遂以克服淳安为己功。抚军以初到浙江，亦无好事入奏，遂据杨游击报以入奏，并随折保举杨游击。饶军门闻之，但曰：如此办事，我亦伺候不来。抚军以淳安贼退，移知提军，请带兵勇赴省守城，商办军务；并札余带兵勇驻严州防堵。
五月，余驻严州，一日忽奉抚军札调进省，另有别差。余赴省见抚军，委余往宁波劝捐，留晚饭。有慈溪冯孝廉在座，孝廉拜抚军为老师，以余任慈溪，月课取过，亦拜余为老师。抚军疑我有钱，问孝廉曰：尔段老师可有钱存尔家店中？孝廉面赧，只答以不知。抚军又顾余曰：不妨，我亦有钱存伊家店中。席间只言筹饷艰难，往宁波劝捐必须大为生发。余曰：宁波之事，尽在甬东，甬东之店，冯姓占五，必请伊家令尊出来，某项生意可捐多少，某姓殷富，无不了然。席散而出，余谓孝廉曰：今日抚军问汝，汝面赧答以不知，抚军乃疑我有钱也。答曰：家中之事我原不知，归家必请家父写信于抚军。次日见将军瑞昌，瑞昌曰：汝平日做官不善待人，汝自知之，抚军要汝自捐十万，再往宁波劝捐七十万，此原是难题目，且要同我出奏也。余惟应之曰：我只亲往尽力办去。出将军署，遇文尉于途，邀其至家，告我曰：大人事，我皆洗涤干净，但目下捐务一节，我实无法以出脱之。余曰：诸事皆承照应，日后一总承情。归至公馆，告之朋友，惟皆摇头伸舌。又往藩署，见署藩司麟趾。麟趾，桂良之孙。桂良尝为余言，自制有「足迹半天下」图书，盖天下各省总督、将军，伊任有一半也。桂良二女，长为道光胞弟五爷之妃，次为咸丰胞弟六爷之妃。
六爷即恭王。
桂良上年为办夷到苏州，王抚军又拜桂良为老师，故麟趾署藩司，抚军遇事无不迁就。是日，刚与余坐谈，抚军恰有信至，麟趾阅毕，遽与余看，中有：宁波镜湖已允应往办，即自己十万之数，访之前路，亦云尚可。余知其因冯孝廉前夜语也；仍交原信于麟趾，但曰：捐可勉劝，银难空筹。麟趾不置一语。出署回寓，夜自忖曰：当事之派我劝捐，是明挟捐以逼我也，我不敢辞，我不敢逃，惟随事办去，以俟天命而已。嗟乎！贼势日甚炽矣，而我浙省当事诸公，毫无布置！
六月，赴宁波劝捐。先至慈溪。当是时，各府各县皆有捐局，余即馆于捐局；次日至冯孝廉家拜其父望卿，与论捐事。望卿答曰：宁波却已捐苦，然事势至此，亦无可如何。宁波各项生意，各有总行，既有总行，皆有司事，但请各行司事与之细商，告以时势之艰危，经费之竭蹶，果能激发天良，共襄盛举，七十万尚可办也。余曰：宁波各行生意，君家所占者多，如何捐法，如何缴法，即请君家先为之倡，君家即劝捐首事也。望卿乃先将自家管事先生邀几人至家商之，望卿乃言：某行生意可以多捐，某行生意只能少捐，各行书定，六月底缴起，至十二月缴齐，委员催捐，每月轮缴。宁波若从生意上捐，无生意者不过数家殷户，自有宁波局董捐之。言毕，叹曰：生意虽我定，然而恶人仍须大公祖自做也。余曰：诺。遂往宁波，住公馆。有送余者，余邀一二相得好友同坐。童薇研名华，是余乡榜同年，现任江苏学政，此时以丁忧家居，谓余曰：省中要大公祖来宁波劝捐，不过借失城以挟大公祖，我算大公祖命，今年断不该死，惟宦囊几个钱皆要磨洗干净耳。余曰：听之。
越数日，将城中绅士及各行司事俱已拜毕，然后约日邀集一处商量捐事。诸君皆有难色，余亦慷慨言曰：省中当事着我来宁波办捐，诸君皆知其为挟我也；我更为诸君明言之，省中定宁波七十万，定我十万，我即如数办去，于我不过议狱缓死耳，我纵办不成功，我罪亦无以再加也。当事亦明知挟我无益，我临行，谓我曰：汝告宁波诸君，省中所定捐数，宁波允捐，按月批解，无异言矣；如其不允，为我先言杭州守城兵共七、八万，尚有防堵于外者，不在此数，我惟轮流按月着二万兵勇来宁波自领口粮。其说虽不可行，然刻下省中办事无一定章程，恐其自宁波而发难也。皆起而言曰：大公祖昔日系宁波恩人，遇事岂有不顾我宁波，大家勉力办之可也。于是自钱业书起。宁波生意钱业最多，亦惟钱业生意最大，钱业一行书捐，已不下十万串，六月缴起，至十二月缴齐。钱业既定，其余各行次第书之。
有不从者，将是业行簿吊齐，核计一年生意若干，照抽厘式书捐。未及一月，大纲已定，余嘱宁波府先禀明抚军：甬东生意各行书捐，已将七十万串钱，将来合之段户捐输，七十万银则不足，于七十万钱则有余也。抚军入奏，谓宁波捐务自段光清承手往办，日有起色，惟绍兴顽梗如故。噫！所谓起色者，未见藉是以生色；而顽梗二字，遂酿成绍兴日后之大狱矣。先余赴宁波之时，省中已有大小委员在宁波办理数月，略无头绪，见余未及一月而办成，数又甚巨，遂各回省销差。是时，任宁绍台道梁拱宸，一日至捐局，局中之董事皆城内大绅，拱宸问曰：尔宁波人皆叫段大人做「青天」，到底何以叫青天？众绅士皆笑而不答。董薇研曰：「青天」之呼，皆出百姓之口，吾侪亦不得而知；我只见无论艰巨棘手之事，大家皆办不了，一经段大公祖承手，无不渐次就绪。我等只见其能办事，能办事则有真本领，至于众人称呼，我不问也。拱宸曰：我们只好呼胡涂天矣。不乐而出。
宁波自夷扰以后，五方杂处，商船辐辏，因夷船入内，故盗船亦易混入。有广东强盗一股，盗首高成领伙二三人居城中，将盗船泊三江口，始犹敛迹，后渐鸱张，尽将城内娼室占居，有色之尤者，则高成自踞，其初不过讹平人于娼室，其后遂至擒人于市，非以洋银赎之，不放回也；虽布氏兄弟，亦无如之何。时署提军者亦广东人，提军因高成亦广东人，故许其出入衙门。外人恨高成，因恨提军，并谓高成认提军为义父，远近无不切齿。我以办捐，本不与闻地方上事，因宁绍台道已换张景渠，乃抚军自苏州带来者也，谓其善于理财。景渠至宁波，常与余商办捐事。余一日偶至其署，坐谈未久，其家丁持抚军文书交与景渠，景渠阅毕，惊疑不定。余曰：省中又有什么新异之事乎？景渠答曰：非省中事，乃宁波事也。余曰：莫非为高成一盗乎？景渠乃曰：君既知之，请君一看。乃是抚军札饬，再加一信，并有制军寄给抚军之信，一同交到，内有：提军固不足责，宁绍台道乃袖手而观乎？抚军之信内有云：汝持我信，交与提军一阅，速办为是，如再狐疑，我先参道员，后参提军。余阅毕，将信札交与景渠，景渠乃问余曰：持信与提军看，彼果与高成通，则宁波城中乱矣；不以信与看，又无从下手，若何如可？余曰：不与信看，何以回复抚军、制军？直与信看，若待提军送高成来，亦万做不到。提军营中兵丁，无不与高成通也，提军断无与高成相通之理，殆武人不知检点耳！景渠曰：然则奈何？余曰：我试持信往探之，事若可行，只须用布氏兄弟二三十人，提军兵丁亦不用也，并不可使其营官知之。布氏兄弟可用，以布氏与高成面和而心不相洽也，且提军老成，尚是武官中之要脸者也。余遂往见提军，将信藏在身边，闲谈久，余请提军着手下官兵皆暂退，有一要事相商，兵弁皆退，余问提军：城中有一高成，大人亦相认识乎？提军曰：是广东人，岂不相识。余曰：外边只因大人认识，遂致啧有烦言，高成外面之事，大人未必得知，然而众口皆哓哓也；现在制军、抚军俱有信至，请大人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