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癸亥（公元一八六三年）
将至浙江见左抚军，带现银七万，搭轮船至九江。时左抚军已收复金华府，驻扎严州。余过安庆，顺将所捐成数报曾中堂，中堂批云：当疮痍未复之日，捐数至如此之多，其平日见服于民可知。更饬沿江巡船护送。正月中旬抵九江，再换江西船至玉山；左抚军已饬差官迎接，由旱道至常山，再换浙江船赴严州。过衢州。因衢州道苏，乃太平县人，入署见之，留便饭，并送水礼。苏道时护藩篆，浙江藩司蒋益澧尚带兵各处攻打。
二月，至严州见抚军。抚军留饭，所谈多军务。抚军将复余原官，要看前抚奏明免罪文书；余呈前抚札饬。左抚军为奏有：臣初入浙境，即闻前臬司段光清循声卓著，舆论翕然等语；故朝廷复余原官，降旨亦有此语。住严州五日，每日进见抚军必留饭，席间谈及严州难民苦况，抚军每日施粥，其随员亦各愿出私资帮助施粥费用。余谓抚军曰：大人既施雨露，深思于水深火热之后，革司亦愿将路费银两，勉助四百。抚军问余回家何事？答曰：上年蒙大人厚德回家，已寻得两处尚可安葬先人，无如向年月俱有不利，今年可以安葬，是以急思回家安葬三代祖坟，安葬之后，再来听大人差遣。抚军遂问：回家尚有盘费否？答曰：盘费尚可随处设措。遂坐原船回常山。过玉山，换江西船。过河口，有太湖茯苓公所备席请余。船至吴城，再换宿松小船渡江。过下仓铺，岸上两边乱喊云：长毛又至。余催船速行。过泊湖，抵黄雅林沟，家乡人无论老少男妇避难如蚁众，农民并有牵猪、牵牛连鸡带犬而至者。祝夫人已引儿女买船二艘，避难于斯，余遂共居船上。河边戚友，间有席请者，余亦造其宅受席，且更以在外带回礼物，略为馈赠。在船住将一月，闻贼已退远，再着家丁各路采探，知贼果退，余遂先归。祝夫人亦随余归里，儿女仍寄居唐姓宅内。余至家，遂择日安祖坟。
六月，余病犹未全愈，上海捐局委员屡有信来催余赴上海。祝夫人谓余曰：长子尚在广东，三儿死矣，二儿、四儿年少，不任家事，君可不出去矣。余曰：我出去非为图官，因我在宁绍台道任内，尚欠短解银六万两，我出，或可设法弥补，不出，恐后来必为子孙之累也。夫人乃不言，余于是由陆路赴九江，住陈武孝廉行内；再搭轮船至上海，住赵朴斋店内；养病数日，愈后乃至公馆。委员因余已复原官，新制轿伞。余笑曰：老姑夫复作新女婿乎？委员中有余元配石氏夫人族侄，亦吃吃而笑。越数日，又接左抚军札饬办盐务。盖从前承平之日，浙盐运司专管宁、绍、嘉、淞盐务，至长毛扰后，浙江运司亦未放人。江苏先复，已有盐捐。淞江虽有盐大使，其税岂能归之浙江？献策者云：将盐地变价，民间自报开垦，官为升科。办之数月，盐地居民虽有勉强应允者，终未见有成效。又浙江定海、岱山地方俱是海岛，其民造盐不用火煎，只将木板浇海水于其上，日出晒之，可以成盐；每板可晒十余斤，一日可晒两板。其产盐地方盐价甚贱，只有私贩往来，官欲收税，则聚众殴官。私贩卖盐之所，尽是苏淞地界，故官盐愈不能营销。私贩往来海上，只怕盗船抢刼，于是又谋另雇轮船护送，盐船来往，每盐一斤，捐钱二文，名为护盐巡费，实欲阴抽盐厘，业经另租轮船，派一姓王人专管。浙江省中又委秦道来申另开盐局；而岱山盐厘又抽不成功。是年，余在上海公馆中度岁。
同治三年甲子（公元一八六四年）
正月，闻左抚军已到余杭，抚军行营先至宁波。时史道已同夷人将绍兴收复，北路已被蒋布政收复海宁，贼只孤守杭州省城，故至余杭无阻。
二月，见抚军放行营，遂宿营中，彻夜更声不断。居营中数日，每日与抚军同餐，席间谓抚军曰：今贼势已日穷蹙，不久省城收复，收复之后，又有数件要紧大事，必须又开大捐也。抚军问：数件云何？余曰：考棚贡院，城外钱塘江义渡，海宁、仁和地方海塘，其余应办事件，一时亦难枚举。但考棚贡院一件，浙江读书人多，将来必有人为首倡修。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墉亦不能置之不办。惟海塘一件，需费太多，不修，则为害最烈；欲修，恐无人过问。抚军问：是何故？答曰：当日国用足时，石塘居中，内有土塘以衬石塘，塘外有行路沟漕，沟漕之水，再加柴坝以保卫之；每年柴埽之工，总用银三十万，以为岁修之费。康熙、雍正、乾隆历代南巡，必须亲阅海塘，盖重其工也。石塘土塘之内，或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等，又再加一备塘，以防海塘决口；可见前人作事规模甚大，用心至细也。其后承平日久，居民遂于备塘之内，辟地开田，结庐兴桑，土地肥美，人烟稠密，盖几不复知有海水之患。乾隆皇上南巡阅海塘，是时国富民殷，地方官图悦皇上耳目，于塘外柴埽更加修理整饬；皇上巡至塘上，亦称：柴埽工好，只每年将柴塘修好，石塘土塘自然一律完固。有人奏：柴塘修理亦须加工，适年近地竟乏取土之处。皇上指备塘而言曰：修好柴塘，备塘亦可不用，不妨取备塘之土以加柴塘。此言一出，每年修理柴塘，皆取备塘之土，岁月久远，遂将备塘取空。当国家盛时，国用充足，海水又庆安澜，故备塘似乎无关紧要；乃自道光以来，国用艰难，海塘又常遇狂澜，每年虽用岁修银二十五万，而柴塘尚有多冲决，柴塘坏，而石塘亦危矣。道光二十六年，梁中丞进京陛见，皇上问及海塘云：浙江每年用盐库银二十五万以修柴埽，到底有事否？梁中丞未能将实在情形直奏，只回省嘱属员：每年岁修银必须大为减少，只许每年用六万两。夫二十五万尚不足以弥缝，六万其有济乎？
是以柴塘决，而行路沟漕不知归无何有之乡矣。石塘决，而土塘更不可以保矣。海涛直入，内无备塘，沿海之民尽为鱼鳖，昔日成阴之桑林，海水一浸，立见枯槁，将来嘉、湖、苏、淞亦皆不免咸水内灌之患。大人收复浙江，是救民于火矣；海水为患，安可不救民于水？欲救民于水，非修海塘不可。然海塘之修，经列圣相承，不知用银几千百万，而后有此工程；今塘身皆坏，一时从何处下手。抚军乃曰：须待浙江收复以后，再为相事而行。余辞抚军回上海。过路留夏，有随营委员在此留余宿。蒋藩司云：慕镜翁为人久矣，今日相遇，岂能不留一饭。至日将晚，始将所备之席送至余处，并派一委员代作东道。询其故，盖因藩司是日见抚军，不知有何语言，两相争执，藩司回至留夏，自食鸦片以寻短见，乃自叹曰：何以对镜翁！急催委员陪余受席。次日，遇杭州城外，见难民宿于荒郊破屋之中，有易子而食者，余买一女。
居宁波数日，仍回上海公馆，接见上海董事，谈及浙江军务，并将余与抚军言及收复以后，上海必须又有一次大捐。皆曰：何能再捐？余笑曰：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我闻杨憇棠已被入参，皇上着浙江巡抚查问；左抚军已移文至江苏，着地方官押赴行营面讯，左抚军不过欲杨憇棠重捐耳，杨憇棠其肯赴左抚军行营乎？倘不肯赴行营，又不肯重捐，左抚军其肯置之不问乎？若日杨憇棠肯赴行营，其捐数又岂面谈所能定乎？为杨憇棠计，收复以后，浙江善后事亦多，杨憇棠不如自任一件大事，诸兄共为赞襄，杨憇棠可以了自家纠轕，诸兄亦可大家造福也。大家笑曰：大人又出好题目也。
四月，闻左抚军已收复省城，实授闽浙总督，加宫保衔。余又晋省。由苏州至海宁察看海塘情形；以管塘营汛官员俱在海宁，并可访问细底。沿途河内俱苦水咸，必将船泊岸，采访有井处所，取水食之。近塘居民，当兵燹之后，已经困苦不堪，又加无水可食，无不愁眉叫苦。余过海宁地方，河内有一横桥邻村庄，村中老少闲坐桥边石栏，有一僧亦与俱坐。余泊船河边，亦行至桥上，坐与众人语。众人固不识余为何人，但互相诉苦，皆曰：此后难望海塘再修。有一人曰：或者尚有来修者。惟僧人曰：除非是段大人来，他人固不肯来，即来亦不成功。余问僧人曰：尔曾认识段大人乎？答曰：僧人原不认识段大人，僧人想来，天若要再复海塘，除非默佑段大人主其事。余又问曰：他人来修，何以不能成功？僧人曰：太平年间修塘，省中领银，官为承办，百姓不与闻其事；今日无银可领，谁肯亲任其事？无非劝动好善乐施之人，保卫桑梓，方能兴动大工。然有一件最难；海塘，皇上之地也；修塘，钦工也。不请官为之弹压，其势不行；请官临之，又恐一味作官势，讲官话，则事更无成。惟有段大人下可以洽民情，上可以通官气，所以祝段大人来，方冀海塘可修。余闻僧言自揣久之，上宪其听我乎？众人其信我乎？回船再行，夜宿海宁城外河下。次日，海宁州城中汛官，知余至城外，俱来舟中禀见。余叹曰：海塘一坏，地方遂苦至如斯；莫说此时无经费，即欲修之，一时从何处下手？皆叹曰：实难。除非先将备塘修好，使咸水不至内灌，日后经费有可措处，再为筹划外塘。但只修备塘，亦非二三十万不能成功。余问：备塘通身到底几远？答曰：国初所修备塘，共有一百数十里；乾隆南巡以后，所废备塘不过三十余里，只将三十余里之备塘修好，咸水方不内灌，沿海一带民居，庶几或可稍苏，然非大人肩任其事，亦断不能成功。余曰：我非不肯肩任其事，但恐一时难措许多经费耳。遂乘船至省见左宫保，先贺收复省城，造福于百姓；越日，再言收复以后诸事。宫保谓余曰：前据尔言，谓海塘之工最急，然海塘之费甚巨，急切何从下手？余乃言：前日舟过海宁，又集海塘汛官细加采问，目下只可将已坏备塘先行修好，咸水不入内地，万民始有托足之区。宫保问：修备塘之费几何？余曰：需银三十万。宫保绉眉云：三十万谈何容易。余曰：出自官，原非容易；出自民，或可集腋。宫保曰：出自民须办捐输，此时办捐输，民间谁肯应允？余曰：然捐输非官办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