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目前由于生物学教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的性质，生物学教学产生极大混乱。有组织的生物学教学主要开始于医科学校。只是到比较晚近时期，其他行业，主要是和农业有关的其他行业，才为未经医科训练的生物学家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出，生物学的范围极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广，不可能和医学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就使两个学科产生潜在矛盾并变得不伦不类。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医科学校看来，鉴于生物学课程期限太长，把生物学训练削减到最低限度，并把生物学课程内容局限于可供医院医生或私人开业医生立即应用的方面是可取的．其他的人则认为，对学习生物学学生的主要要求是培养对生物学问题的一种科学的和批判的态度，不论他们是否将来要当医生，象其中大多数人那样。这显然就需要设置学习期间较长和学习内容不那么实用的课程。双方对现在的方案都不满意。
在医学界选择、训练和使用人才的办法彻底改革之前，这个难题是不大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人们认为医生主要是一个收费行医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在一个卫生机构拿工资的人员，学医者的目的就只会是花费最少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得充足的训练。
人们仅把学医作为一种投资，它的费用极为昂贵，贫穷的学生，除了最聪明的人以外，都会被摒诸门外，然而它却可以在收取相当费用的条件下，向聪明程度不等的人开门。由于这种异想天开的挑选和训练制度，医学院学生智力一般都显得比其他大学生低得多。他既无时间充分掌握科学方法，也没有能力掌握科学方法。结果，医生们本来可以用最聪明的办法应用现有最好的知识来治疗病人，却往往只是依靠传统和经验，而其效果大多也同原始医生的方法不相上下。
这就是莫特拉姆教授在为《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所撰写的文章出色地表达的意见。还可参看第页。
培训科学家应该象苏联的做法那样，完全根据能力来挑选医科学生，并给予补助金，使他们的学习期限比现在要长，以后由他们用自己的劳务来偿还他们对社会所欠的债务。这样就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个使医学界和科学界都满意的合理医学教育方案来。这样，学生们就有时间和能力去真正掌握人体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以后就有更充分的机会在医院内外应付实际的病人，不仅在临床方面做到这一步，而且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步还因为他们参加了和医学实践一起发展起来的一切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活动。医学各科的协作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就象在生物学中一样，而且比在生物学中更加必要。普通医生还是需要的，但是他的主要作用将更具有社会和心理的性质。他的知识将更多地用于指导病人到适当的综合医院去就医，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不得不勉强地不称职地去应付一切疾病．社会科学
本世纪中，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产生了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经济学。它们都开始把自己算作科学，然而它们还刚刚开始离开单纯用语言描写和收集事实的阶段，虽然它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特殊规则和方法。除开对事实取得某些一致看法之外，这些学科都缺乏公认的理论，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极大的学说。每一学派都设法在内部取得某种一致性，然克罗宁的小说《城堡》对普通开业医生的职能提出了显然相反的看法。书中认为开业医生应该负责兼顾病人的保健工作和疾病治疗。
医生技术有限的困难可通过合作会诊来解决。需要通过实际试验来确定哪一个办法最好。
科学所能起的作用而各学科总的状况却是一片混乱。困难不仅在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极度复杂性，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这些学科涉及人类社会，它们就直接触及现今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斗争，它们的学说也就多少不知不觉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这些学科的教学现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
除开各种混杂的看法之外，在所有国家中，甚至在表面上看来最民主的国家中，这些学科的教学也还存在着维护某些正统观念的明显的偏见。在法西斯国家中，这种偏见促成了严重歪曲事实的现象，以致使这些学科索性完全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这种偏见以一种更为巧妙的形态出现，表现为一种表面看来极为严格的科学态度。
因此一切按理说可以导致某种实际行动的观点都被认为具有倾向性而遭到排斥。社会科学的研究仅限于纯粹的分析。正如霍格本教授在悼念蒙丘尔。康韦的讲演中所说：“明显的真相是：我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大体上都是劳而无功。凡是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应该做某件事或者可以做某件事的社会研究都被说成是‘具有倾向性’。在天天歌颂纯学术的赞美诗中，这种调子就象大卫《诗篇》中的细拉①一样，反复出现，曲调庄严，令人昏昏欲睡。如果自然科学家们因为疑心科研工作者想探索怎样做一桩事，就禁止科研工作者进行一切研究，科学就要停滞不前了。科学态度与非科学态度的①《诗篇》是《圣经》的一章。细拉是希伯来文《诗篇》中的一个含义不明的词，大约是咏唱时表明休止的用语。译者培训科学家分野不在于是否想取得一定成果，而在于是否愿意在无法用一种方法取得结果时，就承认事实，并且设法采用其他方法。推崇不产生实际行动的‘纯’思想必然招致应得的惩罚，那就是愈来愈想把理性和进步看作是破了产的自由主义迷信。年青的一代已经发现我们错了。他们爱行动而不加思考。这种可怜状况是思想和行动脱节的必然结果。“《从理性退却》，兰斯洛特。霍格本（第页），纪念康韦悼词，年月日。
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可以安然无虑地让人们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的时候，这些条件才可能大有改善。不过即使在目前，至少是在民主国家中，还是可能使社会科学各学科取得一定成就，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正象生物学中的生物行为和起源密切相关一样，我们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时，也不能把个人行为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社会结构同这个结构从先前形态发展过来的过程割裂开来，那样就无法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类社会的连贯而统一的全貌，在其中，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分析和通过学术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重新拟构等学科都占有其应得的一席地位。无论如何，在走向把社会科学从分析性和描写性科学变为实验和应用科学的下一阶段中，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大学科学教学的看来可取的各种改革作了粗略的阐述。
我们希望这一阐述能够大体上指明，必须采取什么措施，然后才能希望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生去从事科研、科学教学和在其他行业中应用科学原理。我们并科学所能起的作用不要求照此进行改革，而是要大家认识到进行某种广泛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作出某种有组织的安排，以便促使这种改革尽可能既迅速又顺利。我们自始至终强调各科学学科之间的连贯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的目前结构和今后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