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递给我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压印着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徽记。信封上标着：私人信件，保密，仅由收信人亲启，已经不可能了，我心中忧伤地想道。
我拆开了信。
亲爱的蔡特小姐：
谢谢你最近关于美国石膏公司股份交易的来函。关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雇员在这种股票上可能采取了不规则行为一事，我们业已开始着手调查。我建议我们应该见个面，交换和共享有关此事的信息，我将于下周初打电话给你安排个时间。
你的诚挚的，
罗纳德·鲍恩首席检查官
我兴趣骤起。在DGB宣布收购之前，石膏股票无疑已经暴涨。这封信表明戴比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德琼公司该由谁来处理此事，我想我实际上应该把这封信交给汉密尔顿，因为我们不再有一位正式检查官了，但是我很好奇。既然我正在处理戴比的所有遗留工作，为何不可以也处理一下此事呢？
我拿起电话，拨通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要求与鲍恩先生通话。
“我是鲍恩。”他的声音沙哑而殷勤有加，像布龙菲尔德-韦斯这样的投资银行很重视督检工作。一则丑闻不仅会让他们掏出几百万的罚款，而且会使他们名誉扫地。在蓝箭风波中，康提-纳特韦斯特公司的一名检查官的申诉被拒绝受理而驳回，之后，各大公司便确保有有效法律措施约束他们的检查官。他们这些人一切照章办事而不会任人摆布。
“早上好，鲍恩先生，我是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保罗·默里，”我说，“我打电话是关于你最近写给敝公司检查官戴比·蔡特的那封信。”
“哦，是的。”
“我恐怕得告诉你，戴比最近刚刚去世。”此事已经过去数日，也已经多次对人说起，因此，再说起来似乎不那么难开口了。
“我很难过，”鲍恩说，但听起来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不知道，关于美国石膏公司的事，我是否能帮你的忙。我和戴比是一起做这笔交易的，今天上午我看了你写给她的信。”
“你也许能帮忙，让我拿一下我的卷宗。”电话里传来一阵沙沙的纸响声。“是的，我在纽约的一位同事提醒我们注意石膏股份价格的异常波动。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事实，但是尚无任何可据以采取行动的事实，收到蔡特小姐概述她自己的疑惑的信后，我们非常感兴趣，整个调查在现阶段仍是非常秘密的，谅必你能理解。”
“是的，那当然，”我说。
“好。我们正在调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两个雇员和该公司的一个客户。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声音消失了，这时我听见他翻动纸张的哗哗声。
“你说你是默里先生，对吗？”鲍恩先生说，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些，也更严肃了。
“是的，”我说。我咽下嘴边的话。
“啊，我很抱歉，恐怕卷宗里没有更多的情况了。再见，默里先生。”
“但是，如你所建议的，我们不应该见见吗？”我问道。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了，”鲍恩坚决地说道。“再见。”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我倒在椅子里思索着，我不喜欢这次调查。
审判和监禁的想法模模糊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后，我恢复了镇定，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戴比这样说过，她是懂法律的人。我没有内幕消息。鉴于我购买的股份，人们调查我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点儿也没有。
但是，最好还是弄弄明白。我再次拨通了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电话，是凯茜接的电话。
“请问卡什在吗？”我问。
“不在，他刚出去倒杯咖啡去了，”凯茜那清晰的声音答道。“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也许你能帮个忙，”他说。
“如果你认为我行的话，”凯茜说，声调里含有挖苦之意。
她大概是因为我找卡什而没找她便生气了，我心里想道。也许她认为我怀疑她的能力，我正欲开口道歉，却又止住了自己，该死，有些人就是那么容易神经过敏。
“我对上星期你们买的所有那些石膏债券感到好奇，”我说。“它们是进在你们自己的帐上吗？”
“不是，是为一个客户买的。”
“他一定干得非常不错，”我说。
“当然，”凯茜说，“实际上……”
卡什对她大声喊叫，打断了她的话。“别挂，”她说，卡嗒一声按下电话上的保持键。片刻之后，她回来了，“对不起，我有点事情。我会告诉卡什，说你找他。”她挂上了电话。
罗布走过我的交易台，见我沉脸凝视着电话听筒。“怎么回事？碰见鬼了？”他的微笑转瞬即逝。“对不起，我尽说傻话。”
“地球照样转动，”我说，“但我会想念她。”
“我也是，”罗布说。
“她有很多男朋友，对不对？”
“我想，有一些吧。”罗布瞥见了我的眼光，他的脸红了，“有一些，”他又说道，转身走了。
我耸耸肩膀，继续工作起来，我看着躺在我脚边装着戴比遗物的小盒子。我想，我应该把它们送回她的寓所，我掏出电话号码簿，打电话到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我要求与费利西蒂通话，丹尼-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女人叫那个名字，她来接电话了。
“你好，我是保罗·默里，”我说，“我们在戴比的葬礼上见过面。”
“噢，对，”她说，“你是她以前的同事。”
“不，我这儿有她的一些东西，东西不多，也没啥重要的，我可以把它们送过来吗？”
“没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她说。
“今天晚上行吗？”
“可以。7点钟左右来吧，地址是卡文迪什路25号，克拉彭南站是最近的地铁站，回见。”
卡文迪什路是伦敦南环线的一部分，南环线是伦敦最拥挤的年久失修的交通要道之一。小轿车、大卡车纷纷向前蠕动着，接着，信号灯一变，又沿街飞快向前行驶50码左右，随后又慢慢爬行起来。7月的夜晚，空气里充斥着飞扬的尘埃和一氧化碳的烟雾，随着引擎再点火的响声微微振颤着。
25号是一幢有平台屋顶的小房子，与街道上所有其他房屋相似，门旁装着两只门铃。我按响了用蓝色圆珠笔模模糊糊写着“蔡特”和“威尔逊”字样的那只门铃。门嗡嗡地响着开了，我走了进去。
戴比和费利西蒂住在楼上的套房里，房间陈设简朴，但很吸引人，不甚整洁，但也并非杂乱无章，费利西蒂走来开门，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黑色T恤衫，下身是一条紧身的蓝色牛仔裤，红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她引我走进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沙发，地板上散放着几个坐垫，费利西蒂示意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则蜷坐在一个垫子上。
“很抱歉，这屋里稍微乱了一点，”她说。
我把带来的盒子交给她。“谢谢你，”她说。“戴比的父母这个周末要来拿东西，我给你倒杯酒，好吗？”
她闪进厨房，拿着一瓶麝香干葡萄酒和两只杯子回来了。
“这么说，自从你们两个来到伦敦，你一直和戴比住在这儿？”我问。
“噢，不，”费利西蒂答道。“我们刚来的时候，在厄尔斯考特街租了一套房子。噢，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间卧室。但是，两年以前，我们合买下了这套房子。这儿虽然有点吵，但还是会习惯的。”
“你与戴比的关系一定很亲密吧，”我说。
“我想是的，”费利西蒂说。“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我们住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她又很孤僻。说到这一点，我也同样如此。我想，这就是我们能合得来的原因吧。我们喜欢住在一起，但又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起这个，”我说，“但几天前我见过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是戴比的男朋友。他身材瘦削，的莫35岁左右，蓝眼睛，黑头发。有印象吗？”
费利西蒂想了一会儿，“是的，有一个人跟你的描述相符。去年什么时候，她和他有过那么一段恋情，但没有维持多久。我真的对他一点好感也没有，我还记得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她战栗起来。
那一定是我在船上遇到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费利西蒂皱起眉头，竭力回想着。“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知道她是通过什么工作关系结识他的，他是个下流坯。一开始还挺迷人的。但是，很快他就对戴比吆五喝六的。吃早饭时，简直令人看不下去。然而戴比却对他百依百顺！这非常奇怪。你是知道数比的，她哪里会做普普通通、逆来顺受的家奴呢。这个人的确浑身散发出一种狂热劲，戴比觉得这令人神魂颠倒，我可吓坏了。”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大约10点来钟回到家，发现戴比的样子很可怕。她额头上有一个大青包，眼睛红肿如桃。她悄悄地啜泣着，好像哭了好一阵子了。”
“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噢，我真希望我能想起他的名字来，无论如何——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是那个杂种打了她。她发现他已有家室，便与他当面对质，他揍了她一顿便溜了。”
“接下去几天里，那个家伙不是打电话就是亲自登门。戴比始终不理睬他，也不让他进屋。有一、两次她几乎要屈服了，但最后她还是理智地挺住了。我们两个人都吓得要命。我当然不想和他发生任何瓜葛，但我们两人都吓坏了，害怕我们出去时，他会等在门外跟踪我们。我想他确实跟踪过戴比一次，但是她尖叫起来，吓得他溜走了。过了一个来星期，他不再打电话来，我们也没有再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