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温氏原序
“南疆佚史”者何？纪金陵、闽、粤三朝遗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为之南疆？皆南土也。若曰一时疆此南疆也，然则何纪尔也？曰：土宇反复、攻守纷错，政令有得失、岁月有替兴，成败之迹不可泯也；忠佞杂陈、贤奸各出，奇才杰士之谋略、武夫猛师之忠勇、老成正直之持论、谗谄欺罔之诡辨及忠义奋发者有凌霜犯雪之操、叛逆残杀者有狐媚虎噬之状，概不可略也。事变愈繁，情态毕露，可以下拜、可以起舞、可以按剑裂眦、可以恸哭流涕，缺唾壶而抒悲愤者矣。
尝论明之亡也，始于朋党、成于奄竖，而终于盗贼。南渡以后，马、阮得志，借朋党以肆毒、合奄竖以固宠、假盗贼以张威；庙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贞黜落、贪黩横恣，纪纲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斗，亡不旋踵。思文，贤主也；幅员逼仄，倚寇召寇。永明仁慈有余，英断不足；崎岖山海之间，播迁流离，收遗孽为腹心、托绝域为禁御，伤已！当其时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声望、忠谅诚悃之儒；其扞御边圉、绸缪海外者，亦多英达敏练、遗艰投大之材。彼史、姜、刘、黄、袁、何、瞿、堵诸君子者，皆学究天人、忠贯日月；常变不渝，文武互济：亦可谓祖宗之留遗王国之桢干也。其如好爵虚糜，大权不畀；或外而不内，或尊而不亲。终于一木支倾、丸泥塞溃，碧血青磷，抗忠自信。悲夫、悲夫！天命不延，人心再坏。百六之会，又焉能逃！盖明之积弊，约有三端：一曰务虚名，不采实用。高谈性命，而以农田、军旅为粗；研志词华，而以刑法、钱榖为俗。至使吏治不修，武备全废；假钺于武夫、待成于胥吏：一弊也。二曰别流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草泽、或在山林，甚至羁囚、饿隶、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联，畀膺宠任；未闻同朝之谤。今乃独尊甲第，鄙弃举质；即才怀管、葛，行同夷、惠，迁擢无期，排挤有自。楚材晋用，谁实贻之？二弊也。三曰争浮文，不念切效。以承平虚气抗大敌，以祖训浮言摄巨寇；欲使通和而反树之怨，欲令效忠而益滋之怒。迨至噬脐剥肤，影销烟散：三弊也。积此三弊，败亡不悟。则误国之罪，岂得独诿之小人哉！余所以不禁掩卷三叹也。
嗟乎！故国旧都，望之怅然。况乎姓氏以开业并垂，爵命与末流俱陨！其始其末，先臣实式凭之。俯仰今昔，回环感慕，不知涕泗之何从！亦自附于西台之纪云尔。
古高阳氏曰：右原序一首，凡千余言，间多语病处。不获已，而就其必不可存者，芟替百十字；以冀词归循谨，可以传世无议也。后之“原例”亦如之。“勘本”三十卷中，轃益多而芟替者十不逮于一；其所以芟之、替之者，亦徒以有必不可存之词也。并记。
8.原例
昔吾友万子季野方辑“明史”，语余曰：“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余曰：“是“明史”之所赅也。余何事为”！万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鲁、桂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倘专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故老犹存、遗文尚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者尽矣。野史无刊本，日渐零落；后之人，有举隆、永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可听之乎”？余曰：“是则然矣。其间固有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讳；删之，则曷以成书”！万子曰：“不然；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亦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恶也；不得已而遂其志尔。本朝初定鼎，首褒殉难诸臣，以示激扬。其在外者，或未暇及。褒与诔，可并行也。今且方开“明史”局，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庸何伤”！余固曰：“诺”。然世事拘牵，因循未果。其后录得野史数十种，方欲咨访、发凡起例，而万子溘然先逝；“明史”列传，甫脱稿，尚未订正也。念亡友惓惓之言，不忍违其雅意。闲居京邸，放废无事。荟蕞诸书，以消永日；颜曰“南疆佚史”。非敢附名山之藏，亦贤于博奕云尔。
野史中有兼纪三朝事者，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是也；有纪国变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事案”、许重熙“甲乙汇略”、李清“三垣笔记”是也；有专纪弘光事者，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是也；有兼纪弘、永两朝事者，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刘湘客“行在阳秋”是也；有专纪隆武〔事〕者，闽人“思文大纪”是也；〔有〕专纪永历事者，沉佳“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刘湘客、杨在、綦毋邃“象郡纪事”、冯苏“劫灰录”、某“南粤新书”、“粤纪事略”、邓凯“滇缅纪闻”、“滇缅日记”是也；有专纪一人一事者，应廷吉“青磷屑”、史得威“维扬殉节始末”、袁继咸“浔江纪事”、某“北使记”、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略”、章旷“楚事绝略”、沈荀蔚“蜀难叙略”、杨在“朱容藩乱蜀始末”、“武冈播迁始末”、“孙可望胁王始末”、“犯阙始末”、“安隆纪事”、邓凯“遗忠录”、“求野录”是也；有专纪鲁监国事者，黄宗羲“鲁纪年”、“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记”、“日本乞师记”、冯京第“浮海记”、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纪略”是也：共四十余种。其间纪载有详略、年月有先后、是非有异同、毁誉有彼此；取万子季野明末诸传及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诸传合而订之，正其错缪、删其繁芜、补其所阙、撰其未备，以成是编。其它未见之书，尚俟再考；然大略具是矣。
一、古史于帝皇则称“本纪”、诸臣则称“列传”者，“纪”举一时政令大纲，“列传”止载一人一事；故称“纪”以别之。然太史公于项羽亦称“本纪”；以号令一时，事多详载也。今金陵、闽、粤位虽不终，亦自王其地，各有政教，理合纪载。若拘“附入怀宗”之例，则“传”且不列，何有于“纪”；非一代史体也。兹首卷先“纪略”，不称“本纪”者，统于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详也。
一、古人作史，有专传、有合传、有附传；非以人有优劣也，事有烦简耳。专传，必其行迹之众多者也。合传，则其学同、其行同、其官同、其时同、其名同，其一事偶同。老庄、孟荀，其学同也；刺客、游侠、酷吏，其行同也；张苍、申屠嘉，其官同也；娄敬、叔孙通，其时同也；管婴、晏婴，其名同也；屈原、贾谊，以放逐一事偶同也。至附传者，以其人事迹少，不能成传，故附记之；非薄其人也。是编诸传，窃仿其意，以事、以时为类；或其人人品相悬，亦不及计耳。
一、诸臣有逮事崇祯者，其行事、奏章悉略之，以所重在南渡后，且已载于“明史”也；必列之者，以其终事在后也。然大节亦撮数语，不敢尽遗也。
一、诸传之序，先金陵、次闽、次浙东、次粤。诸臣有历事三朝者，则从其重者次之。吕大器终于粤，而先之者，迎主异议，大器为主，一朝之眉目也；其后事亦无所表见。
一、古人附传，例不列名；余独不然。盖惜其人忠义节烈，本属贤者；而行事泯没无可纪载，仅以一死成名。若复不列其姓氏，则观者且将忽之。故每篇大书、特书，令人耸然于贤者之名耳。若其人本不足重者，虽附载，不列名也。
一、徐阁学“忠烈纪实”，虽其人无事可书者，必另列一行大书姓名；余则不然。彼专纪忠烈，无可附书；余则一朝之人忠佞、贤奸悉列焉，间或附见；岂能掩其人之忠烈哉！此所以异也。无行事而但列姓名以为一传，古无此体也。
一、义士、义兵等传，古无其名；今无妨乎？曰：无害也。夷、齐叩马，而太公称其义士；出自兴朝佐命之口，非出自胜国也。况诸史各有忠义传：在胜国者为忠，则在兴朝为不忠；在胜国者为义，则在兴朝为不义。然史皆兴朝所修，而必不废“忠义”之名者，存其实焉耳。此之立名，犹是义也。
一、或谓黄陶庵学淳文高，“明史”置之儒学。侯通政、沈总督、邱巡抚、揭傅两太史、曾吏部等皆官位尊重，乃与方都司、茹参将等武夫并列义兵，其间更有布衣仗义者俱在焉；得毋不伦乎？余曰：固者，子之见也。夫名位有贵贱、忠义无贵贱也。能忠义，则匹夫贵矣；不能忠义，则卿相贱矣。汉人所谓“桀、纣至贵，而下士羞与为伍；夷、齐至贱，而王公不敢与抗”是也；岂在名位哉！哀公十一年郊之战，公叔务人与其嬖童汪锜乘皆死。鲁人欲勿殇汪锜，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夫童子也，而其名与国君之子并垂；鲁人礼之、圣人贤之，千载下凛凛有生气，较之鲁三卿更烈焉。非以其死义耻，而何不可并列之有？至如道学，正于舍生取义见之。陶庵以一书生枕干寝戈与武夫并奋，此正见其实在道学也；与夫口谈仁义而身怯国事者异矣。嗟乎！世衰道微，学术不明，人惟声利是趋；乃于纲常大义，亦先尚名位，岂不可叹哉！
一、周镳、周钟、雷演祚三人者，未尝官南渡也，南渡杀之耳；何传焉？曰：是南渡一大案也。马士英竭智尽力以起阮大铖而归其狱于从逆诸臣，从逆者不可得而诛而归其狱于周、雷。于是周、雷诛，大铖用；清流惧祸，酿成左镇之内犯而国以亡。则此三人者，乌乎不载也！
一、四镇，同功一体之人也。列黄、高而削二刘，以其不终也，其事则已附见矣。李成栋之事见于“李元胤传”，以其无始也；成栋不与声桓一例乎？曰：是有辨。粤中之不靖，成栋扰之也；迨其反正，而民生已涂炭矣、忠烈材干之士已夷灭矣。惟其小心听命以死勤事，较之借“内附”而仍暴横如“忠贞”诸人异焉。若夫声桓，始终一贼耳；归朝之后，不请吏、不纳土、不离窟穴，擅置官吏、私财赋、妄杀戮，稽其后来，全无王章，致烦天讨；故列“逆臣”。
一、孙可望事与粤相终始：粤中立国，而可望入滇矣；可望降，而粤亦以亡。且其邀王封、谋受禅、擅杀大臣、劫置安隆、称兵内犯，皆粤事之大者。不载，不可也；载之，则人已归降，例不得载。今详见于“李定国传”而杂见于同时诸臣，亦得大略矣。
一、诸史必有“儒学”、“孝友”、“独行”、“文苑”、“隐逸”、“方伎”等传；兹编为人无几，无从分晰。独“隐逸”欲列一传，而搜访殊寡。方明之末，诸洁身高蹈者，所在多有。然其人既不求名，而知交中或鲜好义、文学之士，不为传述，子孙式微，遂致湮没，岂不惜哉！广搜旁罗以发潜德，此亦四方君子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