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明的结论你们这些未曾经历过隐居生活或未曾在书堆中消磨过时光的人，请告诉我们，在我们善良风俗的华丽的外衣下面，是否隐藏着一种看来是无可救药的腐败现象，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脓疮。请你们冷眼旁观，看一看巴黎，看一看世界的这个阴沟中积聚了多少污泥，这个荒淫之地耗费了多少钱财；那些装腔作势的斯丈样子是多么无耻，在绸缎呢绒做的服装下面掩盖着多么枯竭的心灵，在那么聪明活跃、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人群中，夹杂有多少野蛮人。请仔细观察这一切，不要看表面，而要看深处，其目的，不是为了把沙龙中的某些姿态绘制成悬挂在贵妇人的客厅中的图画，而是要以哲人的眼光，以真诚的朋友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这样，你们将感到骇然。
奥·巴比埃《文集序言》
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一段简短的描绘，没有丝毫夸张之处。不论是从总的来看，还是从细节上看，它都是如实描述的，是真的。我举出那些一贯抱乐观态度的人有鉴于这些疾病之严重而亲口讲述的活来作证明，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的确，很久以来人们硬不承认社会疾病的种种征兆的存在：他们闭着眼睛，什么也不看。所谓的日益繁荣，纯属吹嘘和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谈。今天，政治家和执政诸公也承认有病了：必须经过一次猛烈的冲击，才能揭开我们社会隐藏在底层的痛苦和贫困的深渊；只有在高处的土地遭到淹没，上层社会的人也象洪荒时代的居民那样坐着方舟在洪水中漂荡的时候，他们才会承认社会是有病的。唉！你们以为他们想尽力弄清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对社会的内部结构表示怀疑吗？不！他们用非常轻率和荒唐的态度来探讨事物的原因。水为什么会升入泵里？是因为大自然不喜欢泵里有空处吗？为什么泵①里的水只能升高到三十二法尺
?因为大自然所不喜欢的只是三十二法尺以下的空处。古代物理学家的这些推论，与我们的政治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推论极其相似：他们根本不花力气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通常，他们关于混乱和贫困的文章，纯粹是为了指责对方才写的。各个政党之间总是争相指责别人，一个党总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其他的党，好象它比哪一个党都更有能耐，有医治社会疾病的良药！你们各党各派人士，请把你们拥有的医治社会疾病的药告诉我们吧！我敢肯定，你们一个也说不出来。
这不是政治伤痛，而是社会伤痛！请你们仔细听，听一听海峡对面的声音，你难道没有听见在英国议会的讲台上也有人在高声喊叫：“到了难关！
再远一点，在美国，在这个模范国家里，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共和国，也有人在喊叫：“到了难关！”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很久以来就有人说是一种绝妙的万灵药。管理人民的不是国王，而是总统，是哲学大师！然而，美国人也象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他们的工业处于无政府状态，商业也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处于文明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支离破碎和一片混乱的角逐场。
我刚才描绘的，并不是法国社会的图象，而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阶段的文明社会的图象。我再说一次，这幅图象描绘得很真实和确切，尽管大①
这里所说的法尺，是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相当于325
毫米。译注家口头上不承认，但在各个文明鼎盛的地方爆发的革命的喧嚣声已经足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了：革命闹得相当厉害咧！
文明制度每天都要用鲜血在我们城市的墙上描写它那丑恶的危害人民的特征。这是一个社会吗？对人民来说，这是正常的状态吗？如果人民没有苦难，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利益受到保障的社会，他们会起来造反吗？他们会那么轻易就听信鼓动家的鼓动吗？当然不会！发烧、痉挛和谐妄等病因，都在社会本身。
我们和那些只注意观察立宪机构的旧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分歧在这里；我们要求各党各派的正直的人，要求诚实善良的人去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研究，因为它关系到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老百姓以及你和我的幸福和安全。
我们对社会的批判，就事实来说，和公众的舆论与所见所闻是相符合的，是讲得非常明确的。我在这里的陈述，当然是非常的简要；在傅立叶的着作里，你将看到，他对社会的批判讲得更详细、更清楚和更有力量。他并不象别人那样对社会的弊病和人类的邪恶只空泛地谈一阵；他把文明制度的一切弊病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和论述。他的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秩序弊病的博物志。他追溯了弊病的根源，把它揭露出来，即便是眼力很差的人，也能看得很清楚。
尽管我们对社会的批判还很不全面，但已经足以使我们看到文明的分散经营制度，其结果势将构成而且必然会构成九种连续的祸害傅立叶把它们称作边缘祸害，因为它们是几个相连续的时期特有的东西；这几个相连续的时期总称为社会的边缘或人类初入社会的痛苦时期。
边缘祸害表贫穷极坏的天气欺诈诱发病压迫恶性循环屠杀·应当对这几个祸害中的每一个祸害都单写一章来加以论述，但鉴于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指责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概述如下：
目前的社会形式，是和个人与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相矛盾的；它使社会陷于贫穷和饥饿：
一、因为它产生了许多种不从事生产的人或专干破坏工作的人，而且它还非要有这些人不可，例如军队、各种各样的分裂分子、行政官员、司法官员、警察、宪兵，等等；还有大批的海关和税务官员、哲学家、诡辩家和政治辩论家；最后还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和其他各种光会吃饭的废物与坏人；二、因为它产生了而且还必须要有一大批起破坏作用的和品德败坏的寄生虫，例如庞大的雇佣军；三、因为它根本没有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等工作加以组织，因而使社会财富的来源大为减少，使这些工作和社会对人的使用与对人的才能的使用极为分散、复杂和紊乱；四、因为它借自由竞争之名在一切工业关系中制造利害分歧，并以千百种名目在社会关系中制造冲突，使你反对他，他反对你，在社会中酿成种种激烈的斗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无数的敌对情绪，给情欲起种种颠覆性作用打开大门；五、因为它缺乏一种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没有这种办法，就会使劳动在人看来是一件苦事，使贫穷、压迫、欺诈、奴役、疾病、粗野、骚乱、革命和一切文明的祸害永远存在。没有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还将使生产大大降低，使一切有办法摆脱工作的人不去工作，使罢工的次数增加，时间遭到损失，使工人产生无聊和厌烦情绪。
这些人力，只要我们好好加以安排，本来是可以生产大量财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富裕起来的，然而在今天却反而使群众陷入贫困和灾难，使社会日趋衰弱！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生产的手段：土地、资本、工业、机器、艺术和科学、人的体力和智力，这一切我们都有。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的组织；应当提出一种组织形式并加以试验：这是事关命运的大问题，是幸福或苦难、富裕或贫穷的大问题，而且在目前对现代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因为现代的社会在前进的运动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点，所以不能再对这些社会形式的价值抱任何幻想，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欧洲的文明如果不在内部的结构上发生某种好的变化，其前途是多么危险。
我们这个时代已不象从前了：那时，只有那些夭资高和目光敏锐的人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威胁欧洲各国的危险；那时，孟德斯鸠说：“文明社会息了一种虚弱症，一种内在的弊病，中了一种暗藏的毒。
当时，动脑筋思考的人们都抱有希望，以为革命的曙光就是幸福的曙光；一切苦难都来源于封建重担，在封建重担之下，人民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伸不起腰了；只有丢掉这副重担，才能站起身来大踏步前进；人们以为只要把旧的社会建筑推倒，就可以住上好房子。
对于一个依靠旧的权威但未得到人民批准的政府，人们就给它制定一部宪法；凡是享有旧特权的贵族，人们把他们通通打倒；拥有巨大财产的教士，人们也把他们打倒，分他们的财产；外国人来干涉这种运动，就用大炮去对付他们粗暴的干涉，把他们的军队击溃；遇到国王，就把他的脑袋砍掉；宗教长期被神甫当作剥削的工具，因此把神甫杀光，宣布宗教为一种骗局，把上帝赶走！！！
然而，把这一切破坏之后，黄金时代还是没有来到地球上，人民还是不能享受巨大的幸福，因此人们就想去搜找旧的武器库，向罗马和雅典的共和派请教，学他们的传统和风俗，模仿他们的举止和风度，甚至学他们的装束，穿长袍和厚底靴。出现这一切现象，都是由于人民的议员们读李维的书，学会了拉丁文：读修昔底德的书，学会了希腊文，再加上他们在学校中已经把法布里修斯的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得滚瓜烂熟了。如果当初向他们灌输的是弗洛里昂和格斯纳的田园文学，他们也许就会作田园诗了。
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或荒诞的，尽管只是一阵子，时间虽短，但后果是很可怕的，人们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巨大的教训。过去的事情是不能由人们想重演就重演的。迷途的人以为大量用江湖医生的药就可以治病；他的想法将很快为事物的力量所破灭的。
哲学家把人民编成队伍，准备战斗；但他们却缺乏远见，头脑简单，易冲动，只知道在军火厂里打造武器，制造攻城炮、野战炮、火药和炮弹，然而哲学家应当知道，既然想打仗，就必须准备和平；在无政府状态和战斗之后，就需要有维护秩序、创造财富和保障自由的手段，因为在革命的刀剑和炮火下流的血，是不能使地上的庄稼的收成增加一倍的。哲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不会打造用来耕种未来的土地的犁，使土壤变肥沃。
哲学家真是又可羞又可怜，十分狂妄和无知，说他们可羞，是因为他们借理性的名义把人类推入了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什么后果的运动，是因为他们象小孩子打坏东西似地把一切都打坏了，象野蛮人乱破坏一气似地把什么都破坏了。尤其可羞的是，他们不仅不躲到阴暗的角落把脸藏起来，反而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说他们是人类的救星；他们穿着一身希腊和罗马的旧式的华丽外衣，公开炫耀自己；其实他们华丽的外衣早已沾满了后期罗马帝国的污泥，上面有中世纪的神学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幼稚而善良的思想意识，有九三年的血，有复辟时期的立宪派和折中主义者的巧妙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