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
二月六日午正第一部分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第5节朋友已死去
——1931年
际真：
这里已经象春天了，成天气候都很好。
朋友胡也频已死去，二十人中八十枪，到后则男女埋一坑内。现在我同到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
志摩走过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汉口，这里熟人便少起来，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下面是饭馆，到了午时就跑下去同大胡子白俄并排坐席，吃菜牛肉汤同烩香肠，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象是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亲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换尿片调奶粉，将来说不定还会在一种坏天气下捉去置之于死。际真，你是同中国离得太久了，你一点不明白当美国或欧洲法律到保护牲畜，鸡鸭倒提也算犯罪时节，中国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杀！
我因近来看到朋友死亡，觉得这样支持岁月为无意思，心里真打算改一项事业才好。不过同时又还想我不久或者还可以恢复《红黑》，三人中缺一，两人还将试来办办。因为除了做文章，我什么也做不好。不过文章做下去，是不是可以成为一条大路，那可不知道了。中国日来因为各方调停，暂时没有打仗，“奉天军阀”皆称“同志”，江西共产党也在对峙中休息，许多小党员无事可作，故想到在文学方面，清除异己的办法，杀戮的捉去杀戮，监狱中满满的关了年青人，勒令各书店不为印行新书。各书稍有不同意当局的各处加以没收，用官方势力迫书店为出版刊物书籍，极力提倡低级趣味。这些事情，都只无形中说明有权力的人非常愚蠢，使人愤慨，结果只是从各样情形上生出各样反感罢了。
他们有人为我在北京找事作，若有了什么办法，我或过北京。不过我非常担心我自己，是除了关门写小说，别的恐怕什么也不会做好。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画可以消磨我的一生。可是大致到老了我还是办不成。很奇怪是他们许多人，一年两年什么也弄好了，生活事业好了，老婆也好了，（甚至于本来麻脸的也在气运来时把脸变成光光的东西。）我只想办一个一星期一万多字的周刊，就找不到一个书店出版。这些话说及时也很好笑，因为好象不那么难，又好象我应当希望大一点，不适宜想这么小。
我大半年不写小说，如今又在计画动手了，想写苗子，写许多许多，照例这些东西，在我除了把它同书铺发生一点银钱关系外，找不出别的可记忆的事情。如今大致有四块钱一千字了，他们优待我，据说是那么优待的，因为我的文章太多，反而成为他们嘲笑的理由，如今能节制一下，便加一点。真是妈妈的，我想到这些时，我又要说我得回去了。我回去，混到军队里面去，还不缺少一种好机会，使我在危险里保留一个发财的希望。尽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么团体发生特别关系，又不能做别的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各方感情越来越坏，门路越走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场病，就真非倒下不可。
我还作好笑打算，是我将来或者会忽然想去做和尚这件事，因为心上常常很孤单，常常不能如别人一样的快乐，又不能如别人一样生活，所以我仿佛觉得我站在同人世很远很远处，一定还可以做出一点事业来。
你近来不知做些什么事？书译到什么样子？喝不喝？我想说，你莫喝，试试学一个中国式的守道勤学的人，坚忍砺志，仿佛等候什么那种样子，大翻大作一阵，不知这是不是在纽约便可以把生活整顿一下。我想记念我那个最看得起我的爸爸，（他死了三个月了）印两本书，若果你译了《神巫之爱》同《龙朱》或别的，打得出一份，我可以试拿来到上海方面找出版地方。因为这里找胡博士或其他人作点序，上海的外国书店同中国的商务和中华是可以想法印行的。印一本你译的英文本，同时印一本我的选集，倒很有趣味。可不知这事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你若高兴做一点纽约通信之类，用中文写，告一些纽约地方任何东西，文学或电影艺术，或其他艺术作者作品，请你做一点来，有个小朋友办的刊物，请我问你要一点儿稿子。我寄你那个论诗的讲义，不是顶好，但说得很对，有些谈中国新东西的不会谈得那么对，你见到没有？
上海很容易过日子，又很不容易过日子。我总觉得大致北京比上海清静一点，上海比北京好玩一点。我们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走走而已。住处楼下是电车道，时时刻刻有隆隆声音来去，闭了眼睛想：纽约一定就是这样成天只听到钢、铁、汽、电的喊嚷。或者我过几年真有一个机会来到纽约，我们可以成天在街上走，我一定可以很耐烦的数那街道上古怪的汽车的号码，以及街道边的橱窗里广告。
你写不写字？你的考古学做了什么论文没有？近来中国南京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听郑振铎说，龟甲文怪美怪体面精致，其余古东西也十分好，我本来一个月以来往返上海、南京已近十次，可是看不到这个会了。
从文
二月廿七
这信估计三月底或可到。
第一部分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第6节又回到上海
——1931年
际真：二月廿六的信，直到我从湖南回来的四月十日才见到。我似乎写信说过我从湖南回来就得过北京去，如今到了上海，好象又去不成了。总是那样子，走动时，各样难处都出现了。大概终是过北京的，因为不过去也不行。
在武昌见到大雨，他暑假后或者也要过北京。
听说你为译的文章可以有机会卖出去，凭空又生了一点勇气。我近来越生活越不对劲，越来越不愿同人竞争，因此文章也不写下去了。我想若果你能卖去一篇，有出处，我可以特来写几个在中国看来无意思，在美国人看来或可代表一点东方趣味的作品，不在中国发表，单来由你译给美国人看。若是《神巫之爱》你高兴译，若是这书得胡博士那么一个人写点序，这书还可以热闹印出，我们就这样办，我到北京去要他写序，你赶译出来，这计画也只是可以卖一笔钱，我倒希望因此得一笔钱，把我安置到一个新地方去活三月五月。因为若卖得一笔钱，我可以到日本住住也好，不然，是不打量要人写序的。你如觉得好，我这时就去信北京，序一定容易写出，因为他说他对这个书印象还好，他看过。
本来到近日情形下，我要教点书，是有办法的，要做点事，也是有办法的，因为熟人那么多，而且我又那么随便。可是书我绝不教，事也绝不找人帮忙。还有若果我成天去找人想法拿一点国家的钱到日本去，也还不缺少那些机会，不过我目下不要这个机会。我自己心里总是想我会在一个短短日子中，写出许多文章来，足够我行动自由方便，但到底不行，“行动自由”这一点点方便就无从得到。这些事想去想来倒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并不打量那么与人不同的活下来的，可是结果总不能如人安静而且从容。我成天匆匆忙忙，又忙不出一点什么东西。
我心中常常想将来我会去做道士，因为我总是好象要一种别样生活的方法，生活的境界，在孤单里才对。时时刻刻讨厌目下生活，时时刻刻讨厌人同我自己。可是走到街上去，见一个女人都好象愿意拥抱她一下。想不到人还不上三十，心情就是那么坏，那么软，那么乖张。
近来把下巴胡子也留下了，一定要留到一寸以上，再看情形剪去还是不剪。
你要译点中国小说，我另外寄了一部分来，你告我，是不是要全份，或先由我选出一些来给你看，省得你费神去看去选，你告我一下。我因为不教书，把书又全送人了，光光的一身，倒真好做文章做事。目下还同岳萌住在一个俄国菜馆楼上，成天吃牛肉，预备在半月内到北京公寓去住，吃饼面，吃山楂，吃枣。目下看样子我还得吃半年牛肉，也许尚不过北京。
近来又出了一本书，有一部分还不曾发表过，我还不看到。我真不愿看我那些书，因为拿一本书聊以自娱，这情趣也失掉了。看到什么刊物上批评我的文章，说好说坏，都极使我生气，好象不愿意有人提及我，一提及，我同他便成了仇人。我不敢去做道士和尚，倒象是怕出名的原因，怕人提及作为新闻的原因，可是这点事谁也不知道。
你暑假莫转来吧，就到欧洲去，不是有一个希望可以把女人的事办好一点吗？
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两不相妨，奇奇怪怪，走路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这些事好象同百姓还是无关，虽然两边都说为得是“民众”，各尽量杀人，各尽量捐钱勒税。
从文
四月十三日
（沈虎雏整理1992年1月）
记胡也频第7节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中国山东烟台地方，有一个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在民国九年前后解散结束时，数百年青学生中间，有一个福建福州姓胡的学生，名字叫作崇轩。这个年纪极轻的海军学生，当时还只十五岁左右，学校解散以后，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后，就是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若有人能检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便可在名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周刊上，见到胡崇轩这个名字。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友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时《民众文艺》的编辑处，在北京的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项胡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由编者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处后，两个人就低下头伏到桌边，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封套。在当时，似乎居然还有人远远的寄了邮花来订买这刊物的事，几个人仿佛十分兴奋，并不因此自弃。什么人寄了两分邮花来，这一面，便为按照那个地址，写一个封套，附贴一分邮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时人家只寄来两分邮花，因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们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检出一份，寄给那个读者。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邮花，自然是不能靠别处寄来的邮花相抵的。但他们是不在乎此的，他们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他们是年青人，一个年青人的可爱处，在这些从事于文学的人方面看来，是更多天真的胡涂处的。他们如其他初初从事于文学的人一样，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