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办事大臣：西藏、西宁内蒙古直属理藩院共26个一级辖区，50余个民族本部18省：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广州。
四、清代的社会经济明末战乱和清初满人内迁，造成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衰退，田地荒芜，人丁稀少，连东南、西南也是这样。所以清代统一之初的首要措施是恢复生产。康熙以后生产恢复发展起来，原来的封建关系继续存在，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较慢增长。
（一）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1停止圈地和奖励垦荒2实行更名田和摊丁入亩更名田：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将一部分明朝藩王所占平民之田还给原主，永为世业，称“更名田”,更名田与民田一同起科，使耕种这类土地的农民变为自耕农，这实际上是对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争取的王田的法律承认。
3废除匠籍和贱民籍以上几项制度虽然是为了恢复发展生产，但将其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看，则有主要意义：表示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几个带有奴隶制残余色彩的落后制度的废除，表示出封建社会已达到成熟和末期。
农业方面，康熙时耕地面积达850万顷，较明代增一倍，亩产三石为中，高者达五一七石，人口在清初有不足两千万（丁），即使按“五口二丁”,即增3/5来推算，人口
数仅五千万。乾隆时达到二亿多至三亿，道光时增到四亿多。此时的突然增长主要是“地丁合一”所引起，不再隐藏丁口；平民添人即是添劳动人手，不再担心赋役增加，故增长速度加快。
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水利的兴修，疏浚黄河、运河，很长时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康熙亲自选治河人才，亲自参与设计方案，以“南巡”的名义六次亲临治河现场考察，还治理了北京附近的浑河，并改名永乐河。
手工业生产方面，纺织业仍是主要产业，东南江宁、苏杭为中心，西南贵州等地也日益发展。官府有织造衙门，有官办作坊；但发展较快的仍是民间私营作坊。棉纺织业也同样发展，纺纱可“一手三纱”,东南也是棉织业中心，无锡有“布码头”之称。
江西等地的制瓷业，东南地区的制糖业，云南等地的矿冶（铜），贵州的铜矿等，技术和规模也有发展。
商业方面，地区与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粮食、布帛、盐铁、形成了区域间的分工和交换，如江南产布帛，江西湖广的粮食，广东的铁器……这是形成“国内市场”的经济基础。
清代大城市有两京、苏杭扬州以及济南、天津、开封、太原，近现代或成为省会的城市，多在清初即已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了。中等城市发展很快，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小城镇以东南苏松杭嘉湖等的发展最快，北方稍差。
讨论：明清时期赋役制度的变化讨论：清康熙帝的历史功绩（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清代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坊和工场的扩大。
其二是包买商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增多。
清代商人开设“账房”,不仅有钱，还有大量原料和工具，如丝棉和织机，有的账房除开办手工作坊外，还“散放丝织，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有的连同织机一起租给雇工，加扣成本费（不变资本），实际是用供应原料，工具和收买产品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有的商人“侯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让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还有的以棉易纱，一般是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还有“踹房”即伸碾布者，也由富商预备工具，转与雇工操作。这时，纱工织工虽然仍是分散经营，但已是包买商的雇工了，并且是更为明显的纯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
（三）市民运动顺治十七年山西潞安的机户、机工为反抗官府剥削，焚机罢市；康熙十五年安徽芜湖反抗官府“罢市三日”,这都是机工与机户联合反抗官府的斗争。更多的是机工反对机户，即初期工人反抗初期资本家的斗争。
顺治十七年广东从化铁矿、清运炉工；康熙时英德县炉工都曾反抗作坊主，工场主，甚至发展成起义。各地的纺织工，踹工，制瓷工等反抗剥削要求提高工资的“齐行叫歇”、“聚众齐行”经常发生。工人们还组织自己的“行帮”,踹匠会馆等组织，平时互相周济，斗争时一起行动，常以行帮名义聚众叫歇，或率众罢工，小规模的则“另投别户”.这些斗争在清代碑刻中有许多记载。
五、清代初期（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在清军入关的同时，英国发生了资产革命，欧州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更加疯狂地向世界各地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中国也是其侵略的大目标，清朝时受到了海上的英法荷等国的侵略，陆地上沙俄的掠夺，所以清代的对外关系一方面继续与各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抵抗侵略成了重要内容，前者与各地交流，后者主要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
（一）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朝在清代贸易较前发展，原因是清人发详地与朝鲜相邻，限制内地人民迁往东北，也不允许朝鲜人进入东北，反而促进了两国的海上贸易，有两国的通商使臣，也有民间通商贸易，朝鲜每年输入中国白银几十万两，朝人林趾源来中国后着《热河日记》，记录学习中国农具耕作技术；还有很多文人互访，如赵寅永、洪大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