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通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有关贪污误国的最早古典曾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官吏们诵读了几千万遍，然而事实一直在反复给它以确证。在汉元帝时，贡禹曾上书解说贪污的由来：“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海内大化。……武帝临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者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其伏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在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勤谨为，勇猛而临官。’……故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转引自张纯明着《中国政治二千年》，第六五一—六六页）
这段话对于贪污的说明，比之一般所谓民族性论、风气论要接近事实多了，特别如“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确系入骨三分。一个“无义而有财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者造假账，“欺上府”；同时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为爪牙，供驱使。于是一个贪官，便必然会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结果自然是相率不讲孝悌礼义，而群以“多财为光荣”了。然而这说法也只是就事论事少了一点玄学迂腐气，仍不能给我们以明确的认识。
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如在一个交换经济不发达，而又是小国寡民的场合，不但消费欲望会有所限制，就是剥削行为也不能不稍为收敛。但在统一的集权的大国，以土地及土地生产物为重心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关系既然建立起来，天下的货物自然就会辐辏于官僚所在的都市，而官僚们“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见可欲，就难免有些“心乱”了。而且，官对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现，特别在官职不是职业化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如其像史载汉初那样，“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显然没有了不起的威严了。况且，中国历代官吏俸禄的规定，虽然从人民眼光看来颇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报酬亦愈大，但要单单藉此维持官的特殊场面，特别是满足他们在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下的无限欲望，恐怕无论如何也嫌不够。他们巧取豪夺的贪欲既由此形成，而严格禁阻他们满足贪欲的法轨又不可能在专制官僚政权下确立，于是，利用职权以图私利的勾当，就令没有我们前面述及的官家“与民争利”的各种侵渔机会，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么“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其中少数循吏廉吏出现，便似非常值得称扬，而大势所趋，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为“民族性”问题，或曲解为单纯“风气”问题了。历来确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来为“民族”争一口气，挽救颓风，改造“风气”，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只是消极的一己的“清风亮节”，或严厉地惩治若干贪官污吏，而根本没有触到问题的病根或痛处。
试考察一下历代对付贪污的严厉情形，就可了然今日想从贪污本身去根治贪污的人的设想是何等的天真！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庙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赎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刺没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顾炎武：《日知录》）
“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者赴京师筑城……”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箚记》重惩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议奏：庄亲王等结党营私，往来诡密，因治胤禄、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党安泰并坐绞。五年，御吏仲永檀奏参提督郑善，受俞姓贿银一万两。讯实赐死。又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劫，得旨正法。并谕诸大臣，嗣后当各自儆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二页）
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清初为笼络怀柔汉人，政尚宽大，降及中叶，任一社会政治角落均留有贪污痕迹，然此亦不能谓为施行宽政的结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明、清两代，流通经济现象愈益活跃，高利贷业商业的扩展，对官吏贪欲的助长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应变动发展实况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复给予各种贪欲以发泄的机会。
比如，中国官制上关于官吏名额的规定，往往注重形式而不顾事实需要。地方政务即使年有增加，吏员额数终未按比加多。以清代而论，据大清会典所载，总计州县数目一四四八，佐贰数目连学官加算起来，亦不过五五二六，即一位知县或知州的佐贰还分不到四位。每州县当时人口平均以二十万人计，要一个县或州的负责人带着那三、四佐贰，把“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征比”各项事务做好，任凭天大本领，也不能够；于是县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额人员之外，聘定幕友，依托地方士绅。幕友是要致送报酬的，政府对幕友不给俸禄，“而幕之修”，就要“出于官禄”了，聘请十个八个幕友，把全部“官禄”拿出，还嫌不够。至于县太爷与百姓之间，往往是靠一批乡绅做着承上启下的联系。他们这些人虽不从州县直接索取报酬，却显然会因此开一请托包庇之门，而间接成为小百姓的无形的无限的负担。在州县如此，在总督衙门亦系如此。田文镜为河东总督时，曾自述其衙门中书役人数说：“臣衙门经制（政府定额）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现今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苦赶办不及。”（以上参见王栻着《籍俸与陋规》，载《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这些额外人员的报酬该如何打发呢？那在事实上，不但不会增加主管人员的负担，且还可能变为他们的一个“财源”。道光时曾有这样一道上谕：
“直省大小官员，自雍正年间，议设养廉，由督抚以至州县藉以为办公之资。迄今将届百年，督抚司道廉俸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厅州县养廉止此定额，而差务之费，捐摊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禄入毫无者。虽在清洁自爱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势不得取给陋规以资挹注。而不肖者则以少取与多与均干吏议，转恣意征求，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拟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有司之脆削，民生闲敝，职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则另有“陋规”可以借以中饱。一般的讲来，京官发财机会本没有直接临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么多，但因为六部是各省的顶头上司，各省州县对六部有何请求，均得孝敬孝敬。比如为了奏销地丁，就有“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就有“报销部费”；调一缺，提一官，请一议叙，及办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的手续费不可。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认他是找到了扒钱的好机会。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帮银”，或“盘费”，或“程仪”等名色，提供其路上开支外，又有“支应”二类名色，提供其到后开支；更于供应以外，多送“规礼”，复致赠“赆仪”。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职司文教权衡的学差，虽然其使命非常神圣清高，对于录取士子的需索，却颇不客气。从所谓“红案银”，所谓“做了一任乡试主考，可过十年舒服生活”的传说，就可想见利用职权发财的事，即使是身临“圣域贤关”，日以纲常大义或名教自矢的人，也并无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