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在战争甫经结束以后，全世界的落后地域，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争自由争民主的革命浪潮。在殖民地带，主要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半殖民地各国，则主要是以民主的形式表示出来。前者在亚洲的印度、越南、印尼提供了标准榜样，后者则在欧洲中部的波兰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提供了标准榜样。这里单说半殖民地的中欧、东欧各国罢。一个国家的半殖民地地位是由它以落后的封建社会资格与先进资本社会发生政治交往关系显示出来的。这种社会一经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封建本质，就会由于产业不容易顺势成长的缘故而无法克服，换言之，就是这种国家不容易或不可能实现西欧或美国型的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也就是不容易或不可能由市民阶级承担民主革命的领导。因此，它们的革命就必得另辟一个途径，必须等待在战乱过程中警觉起来或磨炼出来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广泛奋起和参加；只有这样，封建的剥削始可消除，只有这样，产业的发展始有保障。所以，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市民并不能起革命的领导作用。倒反而是一般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在敦促激励着他们，使他们去接受革命的领导。
要之，无论从中国国内的人民政治动态讲，抑或就世界各国特别是各落后国家的人民政治动态讲，都表明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决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关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的问题，事实上，虽已在前一问题的解答中，间接地予以暗示到了，但为了廓清我们认识上的一些不健全想法，仍需要进一步予以直接的补充的说明。
代替官的或官僚的时代的人民时代，我们由上面的解述已大体知道，那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出的，正犹如其对极的官的时代，亦不是在那种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消失的一样。所谓历史的发展，是把要生者不易顺利生长，必须挣扎、必须奋斗，该死者不肯知价死去，也同样在挣扎、在奋斗的那些事实加算在里面来加重表现的。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决不是宿命主义者或进化主义者，而必得是革命主义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新的人民时代虽然已在形成、已在成长，但不仅落后社会的传统封建势力还不肯轻易从历史舞台上退出，就是原来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临到它的历史也走到尽头的时候，竟不惜伙同或扶植它发生期的敌人——封建主义势力，阻碍着人民政治形态的形成和成长。因此，人民的时代，虽大体已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为任何一个已在前进状态中的落后国家人民前进的感召和鼓舞，但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不同，各国与他国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不同，其前进的障碍和突破那种阻碍所采取的途径与方法，是无法完全一样的。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我们已由前面的说明中，领教过它那种统治的延续性、包容性与贯彻性，当它与国际资本接触后，原来的性格虽有所改变，并且还在晚近模仿了国外浪漫主义的法西斯蒂成分，依靠着买办资本力量出现了一个新官僚政治形态，更进而形成当前的官僚政治与官僚经济的混合统一体。这一来，不但官僚政治的属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些模糊，就是它真正的社会基础，它在实质上寄存于封建剥削的因果关系，也叫人弄不明白。所以，国外人士责难中国政府官僚化，希望中国进行改革；国内人士责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希望政府改革；就是国民党党内，乃至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有识人士，强调当前政治上的瘫痪脱节现象主要是由于官僚及官僚资本作祟所致，因而迫切要求改革。他们所责难、所强调的官僚政治的祸害，大体都是对的，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法，或使官僚政治为其他民主政治所代替的途径，就似乎有些“文不对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如其不是根本看落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封建特质，就是不明白世界现阶段铲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骤，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样由都市工商业主或启蒙知识分子领导去做，而必须由工农大众起来推动他们一道去做。如其不此之图，单单把希望寄托于自由知识分子，寄托于政府自身，甚至寄托于各级政府中的那些政治弊害的制造者，那不是“对牛弹琴”就是“与虎谋皮”了．我们原不否认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吏中，特别是政府以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有良心和有为的人材存在；我们甚至还承认在那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大小贪污官吏中，也确有不少想力图振作、革面洗心，以赎前愆的人物存在。然而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如其说，那些简易而廉价的民主化戏剧，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革除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把那类戏剧看完了、看腻了、看到太没有出息了，到头将会逼着大家，甚至尚有心肝、有血气的官僚自身，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做法，而恍然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一个可以耍政治魔术的时代，而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
一句话；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资本论》的中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着的计划，却是诞生于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寺庙之内。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内，流寓着两个失业青年。一位是刚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他由于失业而暂居寺内，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另一位是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他参加北伐军不久，因大革命失败而悲愤地来到上海谋生，旋因生活无着而打算在此写小说糊口。王是湖北黄岗人，当时二十七岁。郭祖籍江西南康县，比他小四岁。这一对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对于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不仅使他俩一见如故，而且更促使他们坚定地立下翻译《资本论》的壮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抛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使这一庞大的翻译工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从头做起，先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
生活的颠沛，使他俩暂时分手。郭大力回沪执教，王亚南东渡日本，靠译着为生。在东京的三年中，王亚南节俭自奉，异常清苦，但却贪婪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神田町的书市，成为他消磨闲暇的胜地。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问世。以谦虚见称的李嘉图在出版这部艰深的着作时说，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个人能够读懂它。所以郭、王译本一出，竟有人以为出于专家教授的大手笔，岂知译者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此后，王亚南还出版了他的专着《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和译作《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结论》、《欧洲经济史》等多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毅然赴闽参加，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他赴德深造。
一九三五年王亚南离欧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决定正式翻译《资本论》。《资本论》在中国，最早有一九二零年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德文第一版序言），一九三零年才有陈启修的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中译本，一九三二年才有潘冬舟续译的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以及王慎明和侯外庐的第一卷前三篇的中译本，一九三四年有吴半农、千家驹译的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篇），到一九三六年也还只有王、侯的第一卷全译本出版。经过郭、王的不懈努力，第一次从德文本翻译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终于在烽火连天的一九三八年秋季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了。《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