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学风，自然是王学的反动。所以他论阳明，许以豪杰之士，但谓其多却讲学一事。《文集》卷六《答佐野回翁书》不唯王学为然，他对于宋以来所谓“道学家”,皆有所不满。他说：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此天下之巧匠也，然不佞得此，必诋之为沙砾。何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书》
他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文集》卷十《答奥村庸礼书》他所谓学问如此，然则不独宋明道学，即清儒之考证学，也非他所许，可以推见了。
舜水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据今井弘济、安积觉合撰《舜水先生行实》我们因这些事实，可以见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物质方面，所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了。
总而言之，舜水之学和亭林、习斋皆有点相近。博学于文功夫，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或过之；摧陷廓清之功不如习斋，而气象比习斋博大。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
夏峰、梨洲、亭林、船山、舜水这些大师，都是才气极倜傥而意志极坚强的人。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着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话很多。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这回大震灾，侥幸没有毁掉。听说日本人将我们的避难学生就收容在该校。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吧！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比起晚明史学家，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着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内中专以史学名家，极可佩服而极可痛惜的两个人，先要叙他们一叙。
吴炎，字赤溟；潘柽章，字力田，俱江苏吴江人。两位都是青年史学家——顾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无情的文字狱牺牲了。两位所要做的事业，都未成功，又蒙奇祸而死，死后没有人敢称道他。我们幸而从顾亭林、潘次耕着述里头得着一点资料。《亭林诗集？汾州祭吴潘二节士诗》，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之句，可谓推挹到极地了。《亭林文集》有《书吴潘二子事》一篇。据所记，则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诸生，国变时，年仅二十以上，发愿以私人之力着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们，把自己所藏关于史料之书千余卷都借给他们。康熙二年，湖洲庄廷鑨史狱起，牵累七十多人，陆丽京圻即其一也，而吴、潘皆与其难。亭林说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又说：“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余视为畏友。”他们的学问人格可想见了。力田实次耕之兄，遇难后家属都被波累，次耕改从母姓为吴，其后次耕从亭林及徐昭法学，克成德业，从兄志也。两人合着的《明史》，遭难时抄没焚烧了。亭林藏书也烧在里头赤溟别无着书。我仅在《归玄恭文续抄》里面看见他作的一篇序力田着书存者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但《国史考异》已成者三十卷，烧剩下的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对于这两部书各有一篇序。我们从这两篇序里头，可以看出力田的着述体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约大部分功夫，费在鉴别史料上头。用科学精神治史，要首推两君了。因本校图书馆无《遂初堂集》，未能征引原文，改天再补入两君《明史稿》之遭劫，我认为是我们史学界不能回复之大损失，呜呼！
我在第五讲里头曾经说过，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梨洲门下传受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0。他的籍贯家世，在第五讲已经叙过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学问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据全谢山做的传，说他小孩子时候异常淘气，他父亲履安先生泰每说要把他送和尚庙里当徒弟，他顽性依然不改；于是把他锁在空房里头，他看见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翻一翻觉得有趣，几日间，读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学。逾年，遂随诸兄后，学于梨洲。在梨洲门下年最少，梨洲最赏爱他。梨洲学问方面很多，所着《明史案》，今仅存其目，曾否成书盖未可知。季野学固极博，然尤嗜文献，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着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徵鸿博，有人荐他，他力拒乃免。明年开明史馆，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当总裁，极力要罗致他。他因为官局搜罗资料较容易，乃应聘入京。给他官，他不要，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住在元文家里，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极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说道：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猝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才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假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