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有天才而好立异，故其书往往有独到处。有《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辨图书之伪，在胡东樵《易图明辨》前。但在黄晦木后有《仲氏易》，自称是他哥哥的遗说，是不是且不管他，这部书驳杂的地方也很多，但提倡汉儒——荀爽、虞翻诸人的易学，总算由他开创。后来惠定宇之《易汉学》，却受他的影响。有《春秋毛氏传》，虽然武断地方甚多，但对于当时着为功令的胡传严为驳辨，廓清之功也不少。有《竟山乐录》，自言家藏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因得以推复古乐，这些话是否靠得住且不管他。他的音乐造诣何如，也非我们门外汉所能批评，但研究音乐的人，他总算很早，所以能引动李恕谷从他问业。有《蛮司合志》，记云南、四川各土司沿革，虽其中错谬不少，却是前此所无之书。以上几部书，我们不能不认他相当的价值。他对于宋儒猛烈攻击，有《大学知本图》《中庸说》《论语稽求编》等，但常有轻薄谩骂语，不是学者态度。还有一部《四书改错》，骂朱子骂得最利害，后来听见清圣祖要把朱子升祀大成殿，赶紧把版毁了。他因为要立异和人争胜，所以虽然敢于攻《仪礼》，攻《周礼》，却因阎百诗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他偏翻过来说是真的，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这回投机却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帮他。这个人品格是无足取的，全谢山作了一篇《毛西河别传》，胪列他好些劣迹。我也懒得征引了，但举篇中论他学术的一段。谢山说西河着述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即见《罔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谢山性太狷急，其抨击西河或不免过当，要之西河是“半路出家的经生”,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之文人也。
同时“文人的学者”,有两个人应该附论，这两人在学术界的冲动力不如西河，品格却比他高——一是朱竹垞，一是何义门。
朱彝尊，字竹垞，浙江秀水人，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81。他也是康熙己未鸿博的检讨。他的诗和王渔洋齐名，但他在学问界也有很大的贡献。他着有《日下旧闻》四十二卷，专考京城掌故。有《经义考》三百卷，把自汉至明说经的书大概都网罗齐备，各书序跋目录都录入，自己更提要批评。私人所撰目录学书，没有比他更详博了。又有《瀛洲道古录》若干卷，专记翰林院掌故，《五代史注》若干卷，《禾录》若干卷，记秀水掌故，《鹾录》若干卷，记盐政。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所以在清学界该还他一个位置。
何焯，字屺瞻，号义门，江苏长洲人，卒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62。他早年便有文名，因为性情伉直，屡遭时忌，所以终身潦倒。他本是翁叔元门生，叔元承明珠意旨参劾汤斌而夺其位，他到叔元家里大骂，把门生帖子取回。他喜欢校书，生平所校极多，因为中间曾下狱一次，家人怕惹祸，把他所有着作稿都焚毁了。现存的只有《困学纪闻笺》《义门读书记》两种。他所校多半是小节，又并未有用后来校勘家家法。全谢山说他不脱帖括气，诚然。但清代校勘学，总不能不推他为创始的人。
更有一位人格极不堪，而在学界颇有名的人，曰钱牧斋。
钱谦益，字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他是一位东林老名士，但晚节猖披已甚。清师渡江，首先迎降，任南礼部尚书，其后因做官做得不得意，又冒充遗老，论人格真是一无可取。但他极熟于明代掌故，所着<初学集》《有学集》中，史料不少。他尝亲受业于释憨山德清，人又聪明。晚年学佛，着《楞严蒙抄》，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他因为是东林旧人，所以黄梨洲、归玄恭诸人都敬礼他，在清初学界有相当的势力。
八吕晚村
戴南山初期学者有为文字狱所牺牲的两位，曰：吕晚村、戴南山。这两位都因身罹大祸，着作什九被烧毁，我们无从见其真相。据现在流传下来的遗书而论，两人都像不过是帖括家或古文家，不见得有很精深学问。但他们总是和清代学术有关系的人，虽然资料缺乏，也得记一记。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55。他是一位廪生，康熙间曾荐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皆不就，笃守程朱学说，着书颇多，学风和朱舜水像有点相近。对于满洲征服中国，愤慨最深。尝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他的着述中像这样的论调大概甚多。他卒后，他的门生严鸿逵、沈在宽诵法其学。康熙末年，有湘人曾蒲潭静因读晚村所批时文有论“夷夏之防”等语，大感动，到他家中求其遗书尽读之，因与严、沈及晚村之子葆中为密友，自是思想大变。雍正初年，对于功臣猜忌特甚，川陕总督岳钟琪有点不自安。蒲潭乃派他的门生张熙上书钟琪，劝他革命，后来事情闹穿了，将蒲潭及沈、张等，提京廷讯。闹了几年，结果将晚村剖棺戮尸，子孙族灭，门生故旧，株连无数。晚村所有着述，焚毁都尽，只有雍正御撰驳吕留良《四书义》一书，今尚流传，因此可见晚村学说之一二。吾家中有此书，待检出后择要征引又据雍正上谕，知晚村有日记，有文集，文集中有致吴三桂书。上谕说：“其所着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版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据此，则晚村之言论如何激烈，可以想见。雍正所着《大义觉迷录》，专为驳晚村学说而作，内中辨夷夏的话最多，次则辨封建，据此亦可略见晚村着作内容如何了。雍正七年四月上谕引《晚村文集》，有“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语。以与唐铸万《潜书？存言篇》对照，可想见所谓“康熙全盛”时民生状况如何，实极重要之史料雍正因晚村之故痛恨浙江人，说道：“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谤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皆吕留良之遗害也”。七年上谕浙中学者，自舜水、梨洲以至谢山，皆民族观念极盛，本非倡自晚村。然晚村在当时浙学界有不小的势力，我们倒是因读雍正上谕才得知道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