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字田有，号南山，安徽桐城人。康熙五十二年下狱论死，年61。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他从小喜读《左传》《史记》，有志自撰明史。同县方孝标尝游云南，着《滇黔纪闻》，述永历间事，南山好其书。或说方孝标尝受吴三桂伪职，似不确后有永历宦官出家为僧号犁支者，与南山门人余石民湛谈永历遗事颇多，南山采以入其集。康熙五十年为都御史赵申乔所劾，大狱遂起，其狱牵连至数百人。方苞、韩菼等皆在内因康熙帝从宽处置，论死者仅南山一人而止。《南山集》在当时为禁书，然民间传本不绝。集中并无何等奇异激烈语，看起来南山不过一位普通文士，本绝无反抗清廷之意。他是康熙四十八年榜眼，时年已57岁了但他对于当时官修《明史》，确有所不满。他说：“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为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余夙者之志，于明史有深痛，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以此为念者。”《南山集？与余生书》
读这篇书，南山对于明史的感想，略可概见，而其身遘大祸亦即以此。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此狱起于康熙倦勤之时，虽辩理尚属宽大，然监谤防口之风已复开矣。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而乾嘉学风，遂由此确立了。
本讲所列举的不伦不类十几个人，论理，不应该在一块儿评论，但因此益可见清初学术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凡学界之“黎明期运动”,大率都是这种气象。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
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今将他们所表现的总成绩，略分门类择要叙述，且评论其价值。我个人对于继续整理的意见，也顺带发表一二。
一
经学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着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几部古经，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工夫去研究，另为一问题。他们费这些工夫，到底把这几部古经研究清楚没有，以下请逐部说明。
甲）《易经》：《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此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净。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以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矫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代《易》学第一期工作，专在革周、邵派的命，黄梨洲的《易学象数论》首放一矢。其弟黄晦木宗炎着《图书辨惑》，把濂溪《太极图说》的娘家——即陈抟自称从累代道士传来的《无极图》——找出来了。同时，毛西河有《河图洛书原舛》，大致与二黄之说相发明。其后胡朏明着《易图明辨》，引证详博，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
他们对于周邵派的破坏算是成功了。建设的工作怎么样进行呢？论理，他们专重注疏，自应归到王韩一派，但王注援老庄以谈名理，非他们所喜。而且“辅嗣《易》行无汉学”,前人已经说过，尤为汉学先生们所痛恨。所以他们要另辟一条新路来。
清儒说《易》之书收入《皇清经解》者，最先的为毛西河之《仲氏易》。但这部书专凭个人臆见，学无渊源，后来学者并不重视他，所以影响也甚小。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
惠定宇所着书，曰《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其《九经古义》中关于《易》者亦不少。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然则汉人的《易》说一部无存，怎么办呢？幸而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内中征引许多汉儒各家遗说。定宇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爬梳整理一番，用的劳力真不小。我们读这几部书，才知道汉人《易》学的内容如何。这便是惠氏在学界一大成绩，然成绩亦止于此而已。若说他已经把这部《易经》弄通了，我们绝对不敢附和。为什么呢？因为汉儒说《易》是否合于《易》旨，我们先已根本怀疑。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纳音”、“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有什么分别。王辅嗣把他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定宇辈因为出自汉人，便认做宝贝，不过盲从罢了。而且定宇还有一个大毛病，是不知家法。同为汉儒，而传受渊源不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定宇统而名之曰“汉学”,好像汉人只有此学，又好像汉人个个都是此学，这便大错了。定宇说的不过东汉末年郑康成、荀慈明、虞仲翔等几个人之学，顶多可以代表一两派，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惠氏凡汉皆好的主张，只怕汉儒里头先自打起架来，他已无法和解了。
张皋文所着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借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了，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部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若问皋文的《易》学是否真《易》学，便要先问仲翔的《易》学是否真《易》学。可惜这句话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焦里堂所着书，有《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阮芸台说他：“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伯申说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阮、王都是一代大儒，不轻许可，对于这几部书佩服到如此，他的价值可推见了。里堂之学，不能叫做汉学，因为他并不依附汉人。不惟不依附，而且对于汉人所纠缠不休的什么“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一一辨斥，和黄、胡诸人辨斥陈、邵易图同一摧陷廓清之功。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他靠这种学问做帮助，而从本经中贯穴钩稽，生出妙解。王伯申说：“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里堂这几部书，是否算得《易经》真解，虽不敢说，但他确能脱出二千年传注重围，表现他极大的创作力。他的创作却又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所以可贵。他发明几个重要原则，曰旁通，曰相错，曰时行，曰当位、失道，曰比例，都是从彖、象、系辞所说中推勘出来。我细绎里堂所说明，我相信孔子治《易》确曾用这种方法。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显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