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伦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们很难相信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没有油漆过的建筑物都褪了色，开裂，乏味，灰暗；是被战争毁坏的，一些地方全部毁灭，在他们的下面是充满了脏水的洞，曾经是一个地窖，还有常常突然侵袭的大雾那是在空气净化运动前。这让只知道今日之伦敦的人们无法想象，尤其当他们自豪于伦敦干净的建筑，人群聚集的咖啡厅和餐馆，美食与咖啡，午夜之后年轻人寻找娱乐的繁华的街道。那时，没有咖啡馆，没有好的饭店。衣服是战时“简朴”风格，灰暗丑陋。人们十点都进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战争期间国家给予补助，往往是一个街区唯一的能吃东西的地方。他们提供好吃的荤菜，难吃的素菜，儿童布丁。里昂饭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就餐的最高等级我记得那里有鱼和薯条，还有土司加鸡蛋。也有为富人准备的不错的饭店，他们试图避开麻烦，因为那里的状况与战争期间实行的严格配给制格格不入。在英伦三岛上买到一杯像样的咖啡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酒馆就算唯一的市民社会了，但是它们十一点就关了，而且你想进酒吧必须得气质优雅。或者，我得说“那时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变化太大，不会再给圈外人一个热爱俱乐部的感觉，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成员或“规矩”，圈外人必须忍受。配给仍然继续。战争也在拖延，不仅在战区，也在人民的意识与行为中。任何的交谈都倾向于谈及战争，就像是野兽舔舐自己的伤处。到处充满着恐慌，充溢着疲倦。
在1950年的新年夜晚，我接到一个出版界的美国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享狂欢。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六点钟在莱斯特广场见到了他。我们本来期待有欢快的人群，但是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去找一家饭店。这里的饭店太奢侈，我们无法负担。没有我们今天自然会想到的那些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饭馆，以及这样的、那样的其他国家的饭馆。大饭店都已订满。我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走遍了整个商业区和皮卡迪里大街。一切都是暗淡空虚的。后来他说，管他的，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到了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伦敦上等人的继承人们酩酊大醉后相互扔面包。
但是，在这个十年的结尾，客气的意大利人开的咖啡厅，好吃的冰激凌，以及物美价廉的印度餐厅随处可见。衣服是鲜艳的，便宜且极富个性。伦敦被粉刷一新，洋溢着喜悦。大部分被炸弹损坏的痕迹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被战争折磨过的新一代诞生了。他们不再谈论战争，不再思考战争。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贝斯沃特，那里相当的破旧，并且很难和早期的辉煌相联系。妓女们晚上站在街边。我被介绍与一个南美洲女人和她的孩子住在一处。我曾在写《追寻英国》时有过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们住的房子很大，装修得很好。两间租给了妓女。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穿戴玲珑的女孩是那些与男人们厮混的女人我立刻让南美洲女人解决了此事，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不好的，她哭了出来，并且说我冷漠无情。
我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到了一个可以照顾孩子的地方。一阵热空气袭来，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抱怨英国的天气。我的脚几乎折在炎热的人行道上，我的士气几乎同样受挫，但就在那时，一个意大利家庭接纳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我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就在丹柏大街，皮特被社区托儿所接受。环境从一开始就教会他友善，而且他喜欢去那里。当他从托儿所回来，便立即消失跑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这所房子，严酷丑陋得让我灰心丧气，反倒成了他的快乐所在。
我们开始住的从字面意义上说是顶楼，小得让我无法放下一台打字机。我给代理商柯蒂斯·布朗是我从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上随机找的寄去了几个小故事，而且朱丽叶回信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只是形式而已。信中问：我是否有小说或者我是否打算写一篇？我说倒是有一篇小说，但已经卖给了出版商乔纳斯伯格了。她要求看看合同，然而当她看到时却十分震惊和气愤他们要收取我挣到的一半，作为他们为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她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他们不立刻与我解除合同，她将以诈骗罪将他们告上法庭。在随后的一周里她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特·约翰森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者。她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但也说这里那里需要修改。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作这本书并修改，所以倾向于不做任何修改，尤其是在我的肩部受伤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这不亚于在心理上遭遇重大的事件。我在雷赛斯特广场，看到莱丝伊凡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在他作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于罗德西亚时，我曾经和他陷入最浪漫的爱情。我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要加入英国工联，但我是一个革命派，虽然并非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然后径直地走向光滑的柏油路。在那里，涂刷油漆的工人窃窃私语道：“走着瞧吧。”
高特弗莱德已经到达伦敦，他早就计划在此居住，与来自索尔兹伯里的多萝茜·舒瓦茨一起住在一套靠近贝尔赛思公园的大公寓里。当我在疗养我的肩膀时，他照顾了皮特六周。
《回忆录》中对那段时光记忆的描述充满了轻松的语调，因为即使有困难，我也可以独自解决。这段时光描述了一幅不同的图景：我站在皇后号船舱的甲板上。左手绑着绷带，系在我的黄色羊毛夹克上面。我站在那里，胸部的衣服破了。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在伦敦，你可以赤裸裸地走在牛津街上而不会引起一丝多余的注视。我使尽浑身解数去遮盖这个裂口。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出现，把我拉向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大的安全别针将我衣服上的裂口系上。她站在那，看着我说：“摔的么？伤筋动骨最起码要休养四十二天，也就是六个礼拜，这是最少的。”我说不出什么。她又说：“高兴起来，事情总不是那么坏。”
“这就是最坏的事。”我戏谑道。她笑了，那么放松的，大声的，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笑，至今还能从生活在伯利兹的人们那里听到。
“是这样吗？如果那就是你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那么……”她拍了拍我以示鼓励，然后将我一直轻轻地搀到火车那里，并扶我上去。“只管走你的，喝上一杯好茶，高兴起来！”当门嘎嘎地关上，我听到了她说的这些。我将《野草在歌唱》寄给迈克尔·约瑟夫，用与它寄来时相同的小包裹。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来信，祝贺我所做的有价值的修改。我从来不会给他们什么启发。
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诺普出版社在纽约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这是布兰奇·诺普阿尔弗雷德的太太的意思，诺普夫妇那时是出版界的明星。我气疯了。他怎么知道南非的大众口味是什么。无论如何，这是极其愚蠢的。《野草在歌唱》的中心是：不能明说的，对白人的行为进行委婉的描述，是一种“什么事都没说，但什么事都明白了”的描述。而且在描述白种女人玛丽·特纳和黑人小伙摩西斯之间的关系时，一切都不能那么直接。这部分来自我的写作灵感。事实是，我还没有决定玛丽是否与摩西斯做爱。有时，我想一件事，有时是另外一件。然而，白种男人和黑人女子做爱是件很平常的事，有色人种的社区持续的膨胀说明了这一点。我只听说过一次，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黑人男仆有染，那个男人的最终下场是被绞死。除此之外禁忌是如此森严。如果玛丽已经与摩西斯有过云雨，这可怜的女人曾小心翼翼地维持的白人女士的自我认同将化为灰烬。确实是这样，但是她已经歇斯底里，她已经疯狂是的，她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疯狂。我一提到它，关于描述另一种不同的精神失常的词汇就涌到我的眼前。不，总体上说我认为她不是那样的。当我写这本书时，我肯定她不会那样。启发故事的一个生活片段是这样的：我在走廊上无意中听到一些令人感到侮辱和不舒服的谈话，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老婆的事，“她允许她的厨师在她后面为她系上裙子扣以及抚摸她的头发”。这是我认为确切的被我父亲认为从根本上是对男人的侮辱：就像是贵族允许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佣人面前做出的任何亲密的或是猥亵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算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