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诺普的要求是虚伪的：一个公开的做爱肯定会是个新颖的冲击在那时这一点是确实的。我说我不会对这本书进行改动。我一直有朱丽叶的支持，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完全可以不去更改一个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亲爱的，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所说的话。毕竟，他们有时是对的。”她认为这次是他们错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不用，我再帮你找家出版社。”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要的。
我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英镑立即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所吞噬。我做了几周的秘书工作，在那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要做，因为那是一个新兴的工程类的公司，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做，一群涉世未深的同事。我把孩子的托儿所从公立托儿所换到了更加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得怎么负担起这笔费用呢？然而我一向是这样认为的：当决定做什么事情时，就去完成它，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负担它的费用。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本以为我会是一个作家，想象出版商们都急切地期待我写出新书。但是我没有精力去从事写作。我五点钟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照顾我的孩子，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五点钟就醒，我也得和他一起起床。我给他读书，讲故事，给他做早饭，乘公交车带他去托儿所，然后去上班。在我工作的地方，不会多做哪些事情，也许会偷偷地写一写短篇小说。午饭时间，我去逛超市。晚上五点，我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公交车回家，然后便在这家伙惯常的叫嚷喊闹中度过。在楼下，我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这孩子到十点左右才去睡觉，那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写作了。
我辞掉了这份工作。就在这时，出版社打电话来了打了两次说他们已经开始重印。我高兴地说“哦，好的”。我原以为这是每个作家都会面对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是太无知了。他们认为我对自己的成功太想当然了。
迈克尔·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莱斯吃午饭，当时这是一个小型的适合商务会面的饭馆。我已经从顶楼搬到楼下，搬进一个曾经是我相信它会重新是漂亮的大屋子，然而这时它脏透了，再加上燃烧得并不是很旺的壁炉。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袭击中，整个屋子摇摇欲坠。有一间小屋可以让皮特在那里睡觉。卡普莱斯的粉色桌布，银制餐具，玻璃杯子，穿戴华丽的人们，一切都使人头晕目眩。迈克尔长相英俊，为人十分老练，当他谈及莱利和薇时，说：“很遗憾他们今天不吃午饭。”迈克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适合上战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在战争期间开了公司，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因为他是柯蒂斯·布朗的代理，而且他的好朋友朱丽叶留意他发行的新书。他享受着他的成功，经常去赌马，出没于伦敦的精品饭店。他接着向其他桌位上的客人打招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作家新星她从非洲来……”
这种午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作家们都能得到吹捧，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他对作家进行的广告宣传。他经常给我举例子，比如一本名叫《白雪天鹅》的小书，作者是加里克，在战争期间发表，曾经在公开发行前的一个月内重印了很多次。所有出版商都会说：“广告对于一本书的成败毫无作用。”
在一些军事学院里，会有这样一种训练：应试者想象他是将军在指挥一场战役。在一个地方，他的军队只能保住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军队被击溃了，在第三个地方可能正在击退敌军。在有限的资源下，你会去支持哪里？正确的答案是：支持成功的部分，剩下的由他们自己的命运来决定。看上去没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对失败士兵的同情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出版商们所想的。成功的或者知名的作家有自己的广告效应，但是那些还在为提高影响力而挣扎的不知名的作家该怎么办呢？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罢了。当人们看到给一本尚未出版的书所做的广告时，他们看到的是援军正被输送到战争前线成功的部分去，看到的是原本就具有成功潜质的小说正在变成畅销书。
在卡普莱斯饭店气氛的激发下，我告诉迈克尔，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件让我最为欣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伊克莱斯巧克力。于是，在我回到自己那个草窝之前，一辆长长的黑色小轿车停在外面，司机将一个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盒子给我，里面是一打伊克莱斯巧克力。除此之外，在楼下还有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
我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与我想要得到的相符。配机制，自给自足，甚至是半饥饿状态。这个意大利女房东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师。我认为她几乎不需要菜谱。她给一个在西伯纳树林里的商店领取六份配额。但是，她所能得到的配给是三倍或四倍的黄油、鸡蛋、腊肠、食用油和奶酪。她怎么做到的呢？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表示轻蔑地说：“是时候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了。”总是有两个警察从她那里进进出出，获得一些她贪污来的黄油和鸡蛋，换来他们对她所作所为的视而不见。我是否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呢？是的，于是我将我的两份配给归给她去管理。在那个氛围里，表现出略高一点道德水准都会看上去很荒谬，而且也不会被这些骗子们理解。此外，报纸已就结束这种配给制度吵得沸沸扬扬。他们说，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这种制度。我从没有吃得这么好过。租金里不包括食物，但是像最好的厨师一样，我们的女房东禁不住要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尝尝她的手艺，尤其是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我每个星期在楼下吃两三次，皮特每晚都要在那吃。当她的钱花光了，她就会收钱去买东西。她的经济来源就是“搜刮”我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人，采取复杂的方式，借入借出，香烟，衣服或鞋子，只要她喜欢。
当我和中产阶级的朋友谈及这些警察和黄油鸡蛋奶酪时，他们是冷淡的，并且表示气愤。他们说：“我们的警察不可能是这样的腐败。”他们将我在那个外国港口的逗留工人阶级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一种为艺术做出的牺牲，一种亲历的体验。他们对来自滑稽的工人阶级的轶事毫无兴趣，带着一副卡通人物佣人潘奇那势利的神态。
从那以后的十年，当权威人士承认我们的警察不都是样样都对的时候，我被每个人以一种带有敌意的不耐烦而对待。我在南非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就说南非就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狱之门。因为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阿兰·帕顿的《哭泣，可爱的国家》，那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在《野草在歌唱》出版前不久而当我坚持在某些黑人看来，南罗德西亚比南非还要坏时，这种敌意更甚。因为通常只有赤色分子和不满者会那样说。
在丹柏路的家里，南非是无趣的。除了这个小街区上所发生的事之外，一切都是无趣的。他们认真谈论的话题就是去一公里之外的西海岸的短途旅行。
如此富足，如此身体健康的家庭当时确实不是普遍的。英国当时只是一个疲惫的民族。战争后果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的精力，好像战争的荣誉和持久性都被侵蚀得无影无踪，国家范围内的低生命力，被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所平衡着。那时对我的冲击最大的是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一方面，低迷的精神状态，一个病人坚持着，但是另一方面对未来乐观地向往与我们现在所想的差别如此显着，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新的时代就要来临，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是关键，从世界各个地方回来的军队被许诺了一切，大西洋公约（当时看来十分讽刺）只是对当时那些乌托邦愿望的总结。现在又轮到了工党掌权，以确保这些得以实现。卫生保障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成果。在战前的30年代，一场疾病或是一次意外都会将一个家庭扔向苦难的深渊。贫穷是可怕的，让人无法忘记。但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因可怕的疾病、救济、年老所带来的需要。并且，这些只是开始，事情都稳步地发展着，越变越好。每个人的心情也是越变越好。你会看见“医生们”开始行动，使社会主义良药见效，他们甚至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工党人，他们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
无论如何，新世界已经来临。
英国一直是最好的，它源自于公民最深层次的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食品，医疗，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报上到处都是关于重建圣保罗周边地区的公告，那里被战争搞得一片狼藉。如果重建不被纳入计划，将会导致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而重建真的没有纳入计划，并且真的导致了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