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我和另一个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的朋友，一起去贝沃特的酒吧喝酒。那是个公共酒吧。我们站在吧台边，点了饮料。人们站在四周看着我们，他们无声地交流着。一个人站起来，缓慢地，深思熟虑地走向我们，说：“你们一定不是想待在这里，那才是你们的地盘。”说着用手指向私人酒吧。我们顺从地离开了那里，加入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同伴中。这种事一直到现在都时常发生。外国人，海外归来的本地人，都在抱怨阶级体制，但是两个阶级的英国人都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然后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位较低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内化”了。
当我处于对英国激烈批判的情绪中时，我的思维方式和那些在三十年代因为无情、肮脏的贫穷而成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和那些因为英法两国拒绝向合法政府提供援助愤而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人一样，尽管英法的态度是因为佛朗哥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这一点我到后来才认识到）。我那时认识的许多人心中都有一种持续的羞耻感。（现在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羞耻感还存在么？我认为不存在了无知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羞耻感使一些人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人们已经忘记西班牙难民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数年来只能待在边境的营地里，就像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梭霍区有了一些酒吧，极其贫困的西班牙人在那里见面，谈论世界是如何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最先站起来与法西斯纳粹者作斗争的人。有愤世嫉俗的人说那都是他们的罪行。
所以我加入了党组织。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见过很多人到处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从未梦想加入共产党。我鄙视他们。不久在伦敦，新一代的年轻人以说“我是共产党员”来震惊资产阶级，惹怒父母，给自己和他人一种令人愉悦的震颤。
我被安排与文化代表萨姆·阿隆尼维奇见面。他是个很瘦、很严厉的年轻人，有着军人的风范和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酷以及讽刺的幽默感。他曾是一个住在东伦敦的贫困男孩。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教育了他，但并未养育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东伦敦犹太人地区的孩子们跟我讲，他们在吃不饱饭的同时在饭桌边听到父亲、叔叔、兄长，甚至母亲谈论政治、哲学、宗教。为什么党选了一个没有读过任何现代文学、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做文化代表呢？这次面试是在女修道院花园金大街共产党总部进行的。他听完我说话，就像一个高级职员面试一个新手一样，然后说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要离开党组织之时，他有极大的兴趣见一个要入党的知识分子，他期待在我离开党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党的公然抨击。然后他带我去了他儿时住过的东伦敦。萨姆不记得做过这些了，但这是我对那时的伦敦最生动的记忆。他向我展示了一种因内涵和内聚性而灭绝的文化，他因此感到遗憾。萨姆有着多重生活，其中一个身份是贝列尔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我们会遇见，遇见时他在疾跑，而我在漫步。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我记得这些，而他记得另一些，比如皮特过去常常在周末陪她女儿萨波利娜玩。他现在在帮他年少时所在的孟加拉人社区做事。住在东伦敦的孟加拉人也信教，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并不像犹太人的信仰带给犹太人的那样，他们没有养育出那些可以忘记自身的贫困，使整个世界的学识、商业和艺术充满活力的，善辩、智慧、聪明的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听不到父母、叔叔、兄长谈论宗教、政治、文学；他们不听诗，也不听那些辩论中引用的着名小说片段。当他们上学时，他们还不及那些在他们之前就住在那些街道的穷苦的犹太人聪明。
一些人很难退出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党内有如此多的精彩、非凡的人。他们很好、很大方、很聪明。
我想讲述其中的两件事。我一度非常缺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并且考虑着我不能继续靠我以前的积蓄过活，应该找一份工作。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他们是共产党员，信中说他们听说我经济困难，很喜欢我的书，并随信附了100英镑。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他们没有让我归还，但当我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却让我将钱给予其他需要钱的人。我永远都感激这些我从未谋面的人。
不久之后，当我感觉自己被阶级系统的分层制度束缚时，我让党为我安排了一次去矿业社区的访问。我发现这个位于唐凯斯特附近的村庄，阿马索普，很可怕，而且令人感到沮丧。然而这个村庄是最近刚刚建好的，并且村中的人们认为与住在旧村庄的人相比自己很幸运。村中有一家是一个矿工，他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房子装满了书；我在村中其他人家中都没有发现书。他们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并演奏。他们谈论西比尔·桑代克如何在战争中期带着一个剧团为矿工们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夫妻俩曾到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在大规模旅游之前；他们是这个村庄中仅有的走出家门去旅游的人。他在村庄中是个领袖人物，或者说是非官方代表。人们总是来拜访他，向他询问建议。他说的每一件关于矿业社区、关于英国、关于他生活的事也就是二三十年代有关严酷的贫困的寻常故事都充满了知识和正确的判断。
在访问的那两周时间里，我经常躺在他们家的起居室的沙发位于他卧室的正下方上，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在我头顶上咳嗽的声音。他因为在矿下干活而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不想让他的孩子接近矿井，因为井下是像狗一样的生活。
和他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年轻的矿工刚刚从井下上来，他们穿着廉价的套装，围着红色围脖，在坑口淋浴。他们晚上要到唐凯斯特去。他们和我的房东打招呼，向我点头致意。年长的矿工为他们的事情充满愤怒：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看上去不健康，那些围脖不足以保暖。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对他的感情。
我在一个短篇故事里使用了这段经历：《英格兰对英格兰》
我的党员证事实上被推迟了。我被邀请到苏联参加作家呼吁世界和平活动：那种组织在当时发展得很兴盛。这个活动是由瑙米·米切森和艾利克斯·康佛特发起的，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来。气氛很紧张，我不断地接到警告我的信和电话，说我会消失在集中营。我说，苏联作家联盟几乎不可能让有名的客人消失。这对他们当然是很坏的宣传。
我们有六个人：瑙米·米切森，她的表弟道格拉斯·杨，因为他懂俄语。阿诺德·凯托，一个来自利兹大学的着名马克思主义着作批判者。科帕德，短篇小说作家。理查德·曼森，战争题材畅销小说《风不会懂》的作者，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兵爱上一个混血护士的故事。再就是我自己，一个新作家。俄罗斯人本希望通过吸引自战争后初次到访的西方作家来提高文学声誉，但是我们知道这次活动远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时是1952年。
活动之前有个预备会议，大家争辩得很激烈。艾利克斯·康佛特说阿诺德·凯托企图用谎言蒙蔽大家。瑙米对此进行了辩驳。在阿诺德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时，她就认识他了。科帕德对政治的观点就像婴儿一样天真，他曾经参加过沃斯拉夫和平大会并因此爱上了共产主义，好像被灌了迷药一样。这次会议发展成以一个关于如何战胜阿诺德的计划，是由艾利克斯·康佛特策划的。我认为理查德也在场。
同时党组织认为这次旅程有两个共产党员并不合适，一个就足够了。他们告诉我在形式上先不要加入，等我回来再加入。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件事把我放到一个虚伪的角色中。欺骗不是我的天性。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虽然被批评为不老练才更像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