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苏联的看法各不相同，这让右翼瑙米和道格拉斯很惊讶，而科帕德很失望，因为他只想公开地拥抱共产主义和永远代表英国国民。更重要的是，他是相当的非政治的，或者说还没有政治化，生来就抵触政治，他早就抛弃了他刚开始时的想法。于是，阿诺德和我发现我们自己掌握着中心位置，这确实适合我的脾气，当然还有我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察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公开吵架，那么在俄国人面前，我们至少会呈现出英国人对待共产主义态度的最直接的画面，但是在我们相处的每一个小时里，我们都越发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像个英国人，也越来越爱国。联合阵线在我们遇到俄国人的时候就立即组成。这听上去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好吧，当然。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与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单纯并无关联，乌托邦共产主义所设计的是全人类的互相热爱。最不舒服的是去听我们的东道主波利普上校那样说话。这让我记起我在南罗德西亚组织里经历的那段时期，试图理顺党的原则中出现的扭曲和转折。他们是一些辩证法的着作，特别地来自于高特弗莱德，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果俄国人知道当地的共产主义是怎样的，全世界，迂回地进入他们空想的解释体系，关于为什么俄国同志在做这个或那个不合适的事，他们应该笑过了头。我当时想说的是多么正确啊高特弗莱德也是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会承认我们的空想主义破灭。但是在这里遇到这种粗鲁的、片面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我所期望见到的，但是为什么不呢？这个俄国，或者说是斯大林从不为此保密。我和阿诺德讨论的这些精神上的不舒服，对于别人来讲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对俄国人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他们当然可以向民族主义退却。因为战争，俄国人应该被原谅她的一切。他们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牺牲了太多同志，其数量胜过全部战争中英国和美国牺牲的人数总和。这就是杰克一直跟我说的“这不是你们这群人能够简单地理解的。［苏联和俄国这两个词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即使现在听上去很不合适。］”
我不得不说有关那次旅行的记忆并不是一致的比如和瑙米，25年之后我发现，我们记下了不同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对相同的东西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而是差别如此之大，就好像我们分别经历了不同的旅行。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十分震惊，并开始了我试图理解人类记忆如此特别的流失现象。在这之前，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对相同的经历会留下相同的记忆，尤其是当他们出访俄国时是那样的活泼。我和阿诺德则很一致，我们的回忆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
我很少这样被激怒，惊讶，失望，警觉……鲜活的记忆，在那个旅途中，我对它的记忆依然属于最生动的那一类。这里存在一个关于记忆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住“这”而不是“那”？尤其是当“这”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者相反却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记住了我们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在出席那个场合时相当地警觉、谨慎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心不在焉，而是在想我们早点吃了什么或者明天要做些什么，或回忆起我们说过要怎样怎样。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比其他时候更加活跃和清醒，这是另一个问题，关系到很深层次的问题。然而，在那次出访过程中，我确实是每时每刻都关注周围的事物，那就是我为什么能够记忆犹新的原因。我那时经常决定写一些关于它的东西，但还是放弃了。
现在留在这里的只有远去的鼓声……
我们的官方接待者是苏联作家联合会，由一个叫阿里克谢·索科夫的人带领，他的名字很快就被看成是用苏维埃意识形态镇压优秀作家的象征。他是一个长相平平的人，以一种当时苏联官员常用的方式说话：真诚，公开，随意，对待苏联朋友的朋友。在他背后就是克格勃，检查和指导每一个用词和行为。我们知道这些吗？是的，但是我们对于克格勃的观点是天真的，至少可以这么说。也被我们的狂大所渲染。我们在自己旅馆的房间里开玩笑，克格勃会监听我们的电话，在我们的门口放哨检查我们随身物品，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我们来自西方而且不追求那种东西。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克格勃的工具。是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我们成为他们的工具会令他们很高兴，毕竟，那么多人是这样的。以他们的观点，我们是战争以来第一批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拜访者在他们看来就像不太聪明的孩子。我总是在想，这次访问在克格勃，格鲁乌或者其他什么情报部门的记录里是这样的：西方的共产党员和跟随者就像天真的孩子。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冲突是在一个长桌子周围，一个正式的屋子里发生的，当时我们大约有20几个人。索科夫以一个华丽的官方发言开始，为他们后来的发言定下了基本调子。
在苏维埃作家，或者说是官方的政党界限，与英国先遣队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就是出自第一次讲话中的证据，我们之间的距离通过这次旅行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
瑙米为我们这边开场。她是个中年妇女，表面上看并不像个友善的国防自卫队员，她说，她在20年代在莫斯科待过，当时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妙的风流事。为什么苏联对自由恋爱如此敌视？她记起她在莫斯科河光着身子洗澡，以及那些美好的时光。曾经，苏联是爱情事业进步的灯塔。但是“你们都变得如此的反动”。不用说，阿诺德和我的心中都燃烧着羞辱和尴尬的火焰。会议的严肃性！我们应该履行作为国家代表的责任！现在我在想这是否是对付花言巧语和不实之词的一个好方法，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下。
于是，道格拉斯·杨需要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辩护，为苏格兰英国的封地说话。他在旅行期间时时穿着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为了特别地强调。（他很高，又很瘦，一件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使得他在普通男人中很是显眼。）在每个可能的场合，他起立为被侵略、被压迫的苏格兰说话。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共产主义者被迫为他欢呼，只要在他说道被压迫国家问题的时候。于是喧闹的、伪善的争论浪潮破坏了我们的会议。
双方所说的细节性的东西都已经远去了，但我的情绪依旧。我能直接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情感，那是我的父母灌输给我的，尤其是我的父亲：事实上你不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给苏联人带来的灾难，被孤立的感受，自己阵营以外的人不会理解。阿诺德出于个人的原因也同意这一点。在情绪上，那时，我们都认同俄国人。特别的论点在重申着根本不是什么讨论，而是陈述或重申我们不同的立场。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的名字只有在冠以伟大的修饰词时才能使用伟大的，荣耀的，等等。这是因为阅读与斯大林有关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几乎是窃窃私语的批评都会将你送进集中营。不，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当我们在他们的大会报告中读到：斯大林同志讲了五个小时，掌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引以自豪不会有这样的对领袖的崇拜。事实上，正是领袖这个词是一个困境。几十年过去了，带着我所读到的气愤，在撒切尔执政期间，疯狂的十五分钟的掌声。就是这样，时间又一次惩罚了我们的狂妄。
两次协调会议试图在两个代表团成员之间展开：右翼瑙米和道格拉斯；左翼科帕德。阿诺德和我在我的房间协商到深夜草率地，因为我们为集中的行动而消磨得筋疲力尽。瑙米想要发表一项声明，代表我们所有人，谴责集中营和提倡民主。如果她这么做，科帕德也要求他的说话的权力代表我们所有人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国人在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上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阿诺德保证接受瑙米，而且说如果她做了她想做的，我们都辞职回家。与此同时他会告诉道格拉斯·杨当时道格拉斯可能就在瑙米的房间里他必须停止穿着苏格兰格子裙在那里冒傻气。我必须向科帕德说明，如果他做了他想做的，我们也都将辞职，而且瑙米会发表她的声明。我这样说了，而且他十分的痛苦。对话是在我的房间进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套房，它看起来像一个维多利亚营业室放大版，豪华厚重的桌布，沉沉的天鹅绒窗帘，华丽的镜子，厚实的地毯。他坐在大桌子的一边，我在另一边。阿尔弗雷德·科帕德曾经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曾经一贯憎恨“统治阶级”，或者在那的抽签决定。他将英国人都视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奔命的人。共产主义的既定共识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共识。他已经成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我十年前那样。我很同情他，我更爱他。他有一个纯洁的灵魂，没有办法去理解邪恶如果我可以用那个词。我不曾认识像他那样可爱的人。自从沃斯拉夫和平会议以来，对他来讲，这个会议将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好的和坏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入了迷。但是必须说到1948年8月25-29日在沃克劳举行的世界知识会议。这是第一次大型的和平会议，而且他们是以苏联曾支持和控制着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进行的，直到苏联解体。他们依然如此，因为总是会在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中间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将时代杂志的两篇剪报收纳在此，从它们那里你能推导出其他的大会、会议和集会是怎样的。
知识分子与宣传尖刻的联合会
沃克劳，8月27日今天，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迪耶夫那充满敌意的开幕日演说仍继续扰乱着世界知识分子联合会；他在这篇演说中，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政治性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