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最常看到的是莫德凯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西，因为他们在教堂街住了几个月。这是非正式的殖民风格，进进出出，随兴做些饭食。凯西是个大嗓门、直率、伶俐的女子。当时有个笑谈：尽管凯西是石勒喀人（苏联西伯利亚的南部），但她做的犹太饭菜却比任何犹太妇女做得还要好。笑话连篇，美食、美酒不断。不久，鲁宾成了我最常见到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这一“群体”变化迅速。一方面，众人婚姻解体，联系中断，先是艾伦、鲁宾，后是莫德凯。这些人的妻子早年与他们共患难并做他们的代理商、顾问，甚至是资助者，但现在都一一离去了。当这些事都已变得司空见惯时，什么才是道德愤怒的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必须努力使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解放，但之后的环境和他们的本质使妻子又变成了“母亲”，男人们则须需要再次自我解放：尽管远非永远如此总把新人换旧人。那些接受了年轻艺术家未来的女子，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也许会成为爱情的负担。
这还是一个嗜酒的群体。自从离开罗德西亚，我几乎不再饮酒。在丹柏路，我没有钱，也没有人请我喝酒。我只能在琼的家里，我们喝些葡萄酒，但这也并非经常如此。对于这些北美人而言，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配制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正确方法。“只需在杜松子酒里加一滴苦艾酒，若有无碳酸水则更好，从软木塞顶端倒进去。”就是如此这样。服药则更甚，其中一些人服用的药量大得惊人。不久，当克兰西·西格尔和鲁宾就分配每日定额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他们彼此奚落对方，认为己方的更强，或更弱，可靠，或危险，或刚刚发明。我过去常为他们的互相讥讽而吃惊，尽管我很享受他们的表演。这是强硬、自大的北美式幽默，通常也是残忍的。此后，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写了一出戏，名为“取笑者”，该剧在联合剧院上演，剧中人物极尽“嘲讽”之能事，既自嘲，又互相嘲弄，简直进入了暴力与死亡的境界。这是一出精彩的戏，但当时的联合剧院当时并不太受人欢迎时髦。
在所有笑话中，大多数笑话都是关于谁是美国中情局间谍的。在这些麦卡锡主义的流放者中，我根本不相信其中有间谍，但这又何妨？流放者群体通过互相猜疑而自我毁灭，根本无需一个间谍，甚至连兼职间谍都不需要。这是我的第一个流亡者集体，因此我不知道妄想症会成为规则。不久之后出现了南非流亡者群体，但我不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因为我不愿屈从于南非人所倾向的那种软弱，远离故土，仅仅是彼此能见个面。我十分确信，擅长间谍活动的南非政府一定会在附近安排一、两个间谍的，即使假设他们并未这么做？但从妄想症的程度以及严酷的彼此怀疑和受迫害妄想症的角度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同。
其后，我在巴黎，和一些苏联的流亡者进行了简短的会面。那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气氛。他们彼此不信任，认为遇到的每个法国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整日人心惶惶。我敢说，没有什么比政治流放者的命运更悲惨的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令我感兴趣的是麦卡锡主义的流放者们的自相矛盾，但出于不无安全感而尤显强烈。他们曾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情者（不是莫勒凯那种人，他是一个异类）。但显然，他们并未真正有过这种信仰，因为他们对自己已经或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一想法不屑一顾。部分原因是因为没人会相信如此少数的几个人能威胁到这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你信奉“目标决定手段”，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何不能隐蔽行事呢？为什么不会有苏联的资助呢？但是，在我所遇到的人之中，没人相信苏联资助共产主义的报纸或亲苏组织，诸如“英苏友好协会”或“美苏友好协会”这样的组织。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什么都没做过。对，他们是什么都没做过，只是说过。麦卡锡愚蠢可笑，颜面丢尽。当麦氏的副手科因和塞因环游欧洲，传播麦氏的主张时，大家都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麦卡锡对于其受害者而言，还是十分恐怖的，像出席过麦氏听证会的人所写的上百本回忆录所证实的那样。而且，当时及之后我听到、遇到的许多事例，都表明美国许多普通的、无足轻重的共产主义者定期被联邦调查局“光顾”、威胁，丢了工作，无法求职，长期受到迫害。但同时，我也不相信众多美国共产主义者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我觉得在美国的普通共产主义者在美国的生活，就像在英国一样，像加入妇女协会或教会一样激动人心。大多数英国共产主义者当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情况要更糟一些，因为美利坚是一个极端的民族。看起来没人注意到这种情况或对此加以评判：他们总是将信仰、运动、迫害推向极端。但是，飓风过后，旋即被遗忘。而在英国，即使是冷战最险恶的冷战时期，也比美国要温和。
从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浮现出来的最有趣的是，寻找异端的人对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忽视。这或许是因为抓间谍的人员从来都是从叛变的苏联间谍或职业特工那里获取情报，那些人似乎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阴森世界里。他们当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世界更为复杂的部分，不然，他们也就不会派罗伊·科因和大卫·塞因这两个可怜的小丑去欧洲作宣传了7。
从我遇见杰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逼迫我找自己的房子。“你已经是一个大女孩了。”他说琼任意驱使我，但我知道，他对琼的态度与他自己的某种“未解决的冲突”有关。我将琼变成母亲或没有变成母亲的方法当然与萨斯曼夫人讨论过了。我认为杰克误会了，让皮特住在琼的房子里是合适的，因为他爱琼，琼也爱他，而且厄内斯特像个大哥哥一样友善。杰克当然能看到这些，他是个心理分析师，对吧？这的确幼稚，但在早先，心理分析师和精神病医生都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或至少在洞察力方面被给予充分的信任，如今已不可能如此了：我们明白，他们也是人，和我们并无二致。
如今，世上已经没有这样的女性会在她的爱人要求她离开其他所有人，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地方时，不把他所说的话当成某种承诺，即使她的头脑中在说着其他的话。我当时见杰克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我认为如果有了自己的房子，见他的时间会多一些。
我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情。不仅是我，他也告诉他的其他女性朋友，应该有自己的家。这是一个小时候受尽贫困的男人，他生活在一个视安全为幻想的国度和文化之中。对于一个穷人来说，获得安全的第一步是要“头上有一个屋顶”，数十年后，当我与一些非常贫困的老年妇女交谈时还听到她们说，“头上有一个屋顶”；“我头上有了个屋顶”或“你必须守住头上的屋顶”。杰克给大家的建议是，在一个不热闹的地段找一座房子或一套公寓，获得抵押贷款，并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租出一、两个房间，以贴补家用。这是艰难时期的生存秘诀。但我从没那么想过，我一生中多次搬迁，不计其数，我对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想法感到紧张。我在琼家里住了四年，从1950年到1954年。
事实上，我并非没有尝试过。我曾想要在布伦亨的克莱森买下一幢大房子，那房子装修简陋，但只有2500镑，即使在当时也是出奇地的便宜。我向银行经理申请贷款，但他说，这房子价格太高，将来一定会下跌的，他决不会建议自己的妻女犯这个严重的错误。不愧是专家。（曾几何时，我保存着一个文件夹，标签是“专家”，后来在一次搬家时遗失了。）如果当时他批准我这项贷款，我对获得并保住“屋顶”的担心就会在居于伦敦的第一刻就立即终结了。
就在这时，帕梅拉·汉斯福特·约翰逊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申请毛姆奖。这个奖项当时有400镑奖金，但只能花在外出旅行上，至少三个月。这是因为毛姆觉得英国作家视野狭窄，只了解英伦，所以需要游历这都是发生在旅游业大发展之前。我对她说：“我从小生长在国外，似乎不符合评奖要求。”她说，“不要紧。”她对年轻作家总是和蔼可亲。（就我的经历而言，年长作家对后者进总是亲切友善的。）我就这样获得了毛姆奖，但必须承诺必须在英国以外花掉这400英镑，这就好比在一个人饥肠辘辘之时，给他一个苹果，却告诉他，只能下个月再吃。我非常需要那400镑的奖金。毛姆奖的这个附加条件教会我，如果要给别人东西，就不要附加任何条件。先前的获奖者，也渴望头上有一个“屋顶”或要填饱肚子，采取了欺骗的手段。一个获奖者履行了法律程序，将奖金存入银行，然后带着吉他环游意大利三个月，靠街头卖唱解决食宿费用，或者和一些善良的女孩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