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准备，期待着幸运的降临。大约在我离开前的一个星期左右当时我很恐慌，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同志都跟我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现在也不可能我拿到了纳罗蒂银行的支票，我想是（我不记得了）1000镑，或许是500英镑。那可是笔大数目啊。我不但可以用它支付我的机票费，还会有些剩余。我通过电话询问苏联使馆，被告知那些钱是用于支付版税的。（苏联仍在盗版我的书并从未付过版税你只有到那边才能花那个钱。那些在黑海岸边度假，像首长或政治委员一般生活的作家们并不在少数，而我从来没这样干过。我觉得出版商们应该给作家他们所应得的，而不是像这样搞心理敲诈：“您知道我们面临的严重困难；如果您能到我们这儿来，在莫斯科领取您该得的钱并在这花费，那对我们来说将是莫大的帮助。”）并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说明这钱是用于支付版税的，当我问到我应为哪家报纸写作时，他们说我需要将文章寄到大使馆去，大使馆会给我找家报社。
我当时要多天真有多天真：我从没想过我的文章能如此“有创意”地翻译，使得南非的情况显得比实际上要糟糕得多。这个小故事表明，为什么那些跟苏联官僚打交道的人都精神崩溃或者不得不离职。首先，尽管大使馆知道我的行程取决于他们，但我直到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拿到钱那些申请苏联签证的人总是出发前一天晚上或者出发那一天早上才拿到签证，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极度焦虑。另外，没人正式告知我写的哪些书被支付了版税，那些在苏联出书的作家从来不知道他们的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会有人旅行回来后跟我说，“我在莫斯科见到有地方卖你的书呢。”嘿，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在苏联出版过哪些书？哪些文章？后来，当我交了文章后（就跟在这里的《论坛》和一些欧洲左翼报纸上发表的一样），没人告诉我文章发表在哪家苏联报纸上。
此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苏共二十大召开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会记得“1956年二十大”的什么，但当时不仅仅左派的人，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会记得，正是在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清算”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一行为的影响就是似乎世界共产党内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世界上所有人（仍有一些是左派）都知道，关于苏联的一切坏话都是个谎言，那是一个资本主义舆论界创造的产物。共产主义将由伟大的的斯大林的伟大的继承人带领，将会是世界的未来。同志们愤怒地拒绝相信这个事实，他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叛国者，他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或者说他已经被夸大；或者，如果说赫鲁晓夫是正确的，那么其他人或是某个党派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因为斯大林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在90年代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那时，导致这一系列事情的思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希望是永远，但是我们不敢确信。我是在写大规模的社会精神病理学的现象，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有很多事并不是像听起来那样清晰的，边界是模糊的。正如亚瑟·凯斯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有着自己的个人信仰，我是属于少数的那些由于某些反面的原因而对苏共二十大感到失望的人之一。我们这些人当时就知道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其实比赫鲁晓夫声称的要严重1000倍，但是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呢？我们这些私底下讨论这些事情的人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媒体和来自苏联以及来自东欧国家的难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在苏联，肯定还存在着一些隐藏的纯真的声音在呼喊“是的，每一件关于我们的事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让苏联重新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在这里用“相信”这个词，那也指的是部分相信。因为通过现在关于苏联的每本新书，以及和那些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谈话，我知道这种信念已经在慢慢地消失了。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念信仰的人与生活在爱中而不能让他们爱的梦想离开的人的情况很相似。现在我知道了任何一件我曾经执着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对心灵的打击，因为我心里的鸡蛋从来都没有装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付出了所有，心灵和思想，有时作出了很痛苦的牺牲，他们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在我身边崩溃了，或者在向反面的转变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说了这么多关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并不是说要放弃解决的方法。含蓄地说，革命是能够解救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但是我得说，革命作为一个原则信条已经存在至少20年了，以后可能还要继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必要把证明或它说出来。革命是正确的。将社会主义暂时化是错误的，是令人鄙视的懦弱的象征，就像信仰上帝一样。
这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我们灵魂或思想的部分构成。拿南非为例。当我开始在政治上了解南非时，我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我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本来就是有屠杀有血腥的，有刀有杀戮的。而且，每个关注它的人都这么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不需要任何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克拉克一致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杀戮革命不会再被提到日程上时，几十年的政治信仰就这么消失了。
1956年，我处在一个与之前非常相似的情景。除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之外，我不能对其他人表达我的想法。我绝对不能跟那些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人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说的是怯懦之辞：他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
在开始我的旅行之前，党问我，艺术家保罗·贺加斯能否与我同行。我不是特别想那样，但是为什么不呢？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很短的书，书名是《回家》，如果有人感兴趣，它已经出版了。
我在策尔特家4住了几天，发现在英国的时候，腹腔神经丛附近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小的核，起着预防寒冷和潮湿的作用，从来都不休息。索尔兹伯里特别干热，刚开始我的骨头有反应，后来全身都有反应，我实在不想开始工作。但是是我自己安排跟约翰内斯堡的布拉姆·费谢尔5一起，他给我安排要见的人并且告诉保罗，他应该去那些普通游客不知道的景点。当时正是南非严格执行禁止任何批评他们的人入境的时期，我们笑称我会发现自己被扔回飞机上，然后被带到简·索姆兹机场。这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保罗，如果我被特殊部门拦住了，他就假装不认识我；但是当我被警察领走的时候，他不断挥舞手臂并叫喊：“你们去哪儿？”我假装不认识他，他们长久的安全经历使得英国人不能理解没有法律怎样生存。在党内有个笑话，说如果一个共产党的摄影师或者记者在党的保护下到一个高压政府统治的国家里旅行，比如希腊，那么他的行程就会伴随一系列被捕的人：和他来往的人，那些准备帮助他的勇敢的人。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被访者往往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被捕。他们的脸中央总会有几何状的光斑挡住，这样一来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在节目播出时被逮捕甚至被谋杀。但是记者和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权去做他们想做的。
我并不是真的因为离开南非而感到伤心，因为我在那没有情感寄托。我被两个官员带到我来时乘坐的飞机上，人们看着我，猜想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所有的记者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我最热爱的职业。我在阳台上坐坐，聊聊天。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采访加菲尔德·托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正在跟踪不同的消息来源。但是我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加菲尔德。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林肯那样走来走去，因为你能看出墙壁和天花板让他苦恼，因为他更愿意待在户外。我在那呆了3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了一个彻底错误的位置。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贵的灵魂，深爱着中非联邦，这一高贵的理念忽视了一切现实因素。他说：“我让你进来了，我张开双手拥抱你，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为了让我为联邦写点好话。外国记者总是发坏的报道，他说。他叫他的宣传人员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他知道当我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会写出好的报道。我说我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对于它，我无法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来。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听过也不理解的东西更加不一般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把我成长地方的画面从脑海里抹去，是我情感上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在8年前我离开南罗德西亚时，我就已经被马尔文勋爵（胡金斯博士，家庭医生）定为一名被禁止入境者：“我将不会再让你打扰我的居民。”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被定为一个禁止入境者。数周之后，当我和一名律师来到海滨的罗德西亚别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