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于此事感到很尴尬，他们搪塞着，徘徊着，他们在撒谎，但是最后，他们承认我已经被定为一名禁止入境者，他们说：“可恶，是你逼我们的”。
同时，我从特殊部门获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在旅客名单上，加菲尔德对我入境的事进行了干涉。我对他说：“你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对于我思想的正直与公正充满了信心。我说：“但是很明显，这与思想的公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着公正的思想，但我们仍然会有分歧。”接着我们就联邦的基础进行辩论。我说以下这个事实展现了它令人激愤的本质：它产生了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德西亚的和尼亚萨兰的。（它也产生了至今仍看不到的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暗中见了两个长期处于逃亡之中以躲避三个国家的警察的人，他们把一些小册子和信息从北部两个国家带出境，然后运到南罗德西亚。）加菲尔德·托德说他憎恨并且鄙视国民议会的领导者。他说他们是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他们当然是，我说。不久，他就成为了所有黑人领导者的好朋友。
我在南罗德西亚的剩余时间里，都是被他的宣传部门的人很有礼貌地护送着在周围走动，但是，同时也被那个抱持更现实主义观点的特殊部门跟踪着。他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赞比西附近的一处树丛当中，当时保罗正在画一个可乐摊；在卡罗伊旅馆里我们的邻桌，尝试偷听我们的谈话：他被迫去模仿犯煽动罪者最典型的气愤表情；在装有汽车影院系统的邻车里但是他睡着了。
在这段旅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同志，那些共产党人。保持一种不被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们所分享的，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观点，冷酷地、理智地保存着这些想法，公正、达观……哦，这是不可能的。在旧南罗德西亚，在共产党人之前，曾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亚瑟·西亚里·
柯里普斯，一名诗人，他是受宗教的支撑才得以如此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住的。8年过去了，冷战依然进行着，并且由于北部国民议会的诞生，使得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开始酗酒或者干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立者，以某种他们最近觉得可悲的方式守护着这种白种文明。或者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受到过那个存在于俄国的美丽、真实的乌托邦的鼓舞，但是他们在《观察家》上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全部讲话，他们非常气愤，痛苦，不愿意相信。在一些采矿城镇里或者布拉瓦约的一座房屋里或者索尔兹伯里，我见到了几个小群体或者单独的人，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心灵深深受到了伤害。有一件事是我不能说的：“不仅赫鲁晓夫的讲话全部是真的，并且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是的，恐怕那是真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是真的”。
我在审视并且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了第一次婚姻，即作为那个社会中一名公务员的妻子的话，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会是个醉鬼，遭受精神的打击直至崩溃，至少也会变成一个内心充满苦痛的和神经极为过敏的人。
我去看望了我的兄弟，在他马兰德拉斯的家里呆了两天。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款待了我这个头脑有问题的、写了这么多不公正的书人。而我则是与这样一个人处在一起：你甚至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很极端，就像一幅讽刺漫画。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在自己母亲身边。她和她的老朋友克尔邦妮住在一起，我们见了面，以自己惯常的礼貌对待彼此，而在这个表象下隐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悲伤。
我去见了那个着名的联盟领导人马尔文勋爵，告诉他我想去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
，因为加菲尔德曾警告我必须得到允许。他说：“你想去多久？”当我说一个星期左右时，他说：“我想你在那段时间里做不了什么坏事。”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禁止我入境了。
这一切都有种魔力在里面，一种非专业的：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特殊部门不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哪怕一秒钟的为难。如果我是黑人，持着我的观点，我会整日奔逃、躲藏，就像国民会议的人们一样，或者装扮成一个家仆。
在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丛林中开车行驶数小时。我是路上唯一的一个人，时不时地停下车，坐在空地的边缘，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有一次，我向北行驶在通往建设中的凯利巴大坝的路上，我看到前方的路边停放着一辆显然是出了故障的车。车里是两个美国学者，我曾在去索尔兹伯里的前夜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道。他们脸色苍白，在发抖，他们很恐惧。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这空间。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不敢看它。我站在他们旁边，他们蜷缩在汽车前排的座位里，而我看着那无处不在的宏大的、空旷的、碧蓝色的远景，问他们害怕什么。但是对他们而言，那种陆地景色却充满了危险。他们请求跟在我的车后面，以使自己不再是那条路上仅有的一辆车。他们跟着我直到通往凯利巴大坝的岔路口，在那里他们对我报以哀婉的微笑，挥手告别后，慢慢地开向了前方。
在这次旅程中，我曾开车穿过一片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森林颀长、高贵的树和洁净、黄色的草，到处都是动物和小鸟，甚至还有大象，它们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在一座小山冈上。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们消失了，那片森林也消失了，仅残留下受到严重破坏的树木和腐蚀的痕迹。
去北罗德西亚很让人兴奋，不全是因为现时的“动荡”。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去那里，除非是不得已像采矿工程师、公务员、寻找工作的矿工。北罗德西亚是铜矿带地区，卢萨卡（赞比亚首都）并不重要。当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黑人都在城镇里，而不是在丛林中的村庄里，不像南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在那里，大部分人都还居住在村庄里。那是一个酗酒、野蛮的地方，像拓荒前的美国西部城市。飞往卢萨卡是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到一个落后的国家的过程。整个北罗德西亚都动荡不安，人们发动暴乱、朝坐在车里的白人扔石头、火烧小建筑物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所能用的悲哀武器。在过去的日子里30和40年代新闻中的公共人物是矿工们的工会领袖罗伊·维伦斯基：白人矿工。他很聒噪，给人印象深刻，他粗暴地反对黑人。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认为他像“一块未加工的钻石”。最近他降低了自己的种族主义论调，想要与时俱进，但是黑人仍不信任他、憎恨他。他曾被任命为北罗德西亚的总理，联邦的支柱之一。这是多么愚蠢至极的一件事，甚至今天的人们也会为此大为惊讶。它好像是当局者在故意对黑人说：“你们绝对正确；成立联邦意味着你们将受制于憎恨黑人的人们，不止是南罗德西亚人，还有你们最着名的当地人物，维伦斯基。”
我来来去去，还到过了其他一些地方，但所有那些我都写在了《回家》里。有三件事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一件是我对非洲国民议会总部的参观访问，它是坐落在郊区的一座小砖房。在前厅里，肯尼思·卡翁达坐在那里读《新政治家》。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身上每一处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在后院内，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迎接问候议会当时的领导人哈里·恩孔布拉，他刚结束去同加河的旅程，在同加河居住的人们被强行迁离他们的土地，以腾出空间建造雄伟的凯利巴大坝。同加当时有个政治问题，曾被国民议会利用来控告那些白人。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就没有人再为那些受苦的同加人请命了。那些日子里我特别容易感伤，为当地公众的强烈抗议所触动。哈里·恩孔布拉归来了，他曾在丛林里度过了数个不眠之日以躲避警察。我看到站在院子里拥挤的人群，他站在一个箱子上对着他们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而他的副手肯尼思·卡翁达则穿着带袖衬衫继续坐在那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