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多拉这个处在铜矿带的城镇里，他们为我举行了一场宴会。我是宴会的“主要菜肴”。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一方面我是一个作家、一位名人，他们对于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着名的黑人同情者，一个共产党，一个敌对的人。整个晚上我都是令人厌恶的种族论调的攻击目标。那些人觉得自身处在威胁之中，因为他们的黑人民众们不再顺从于他们，还朝他们的车扔石头，并破口大骂。那个晚上，他们以恶意和复仇的心理自我保护。如果他们可以以最大程度的残忍慢慢地杀死我的话，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同时，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听娥莎·季蒂的唱片，伤感地跟随着一起歌唱。他们热爱着娥莎·季蒂，她就像红糖，又像是黑色的小兔子；他们真是爱不够她。唉，我的同胞们，我的白人同胞们，我是多么不喜欢你们，你们是怎样的一群讨厌的人啊！那指的是，在任何种族神经被触动的时候，因为在其他时候你们都是可爱的人，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那个晚上他们是谁？来自矿区的经理们和高级技师们，来自大型开采公司的代表们，英裔美国人和罗德西亚选举信托会的成员们。男人多于女人，因为在铜矿带里女人总是供应不足的。在我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我像是一个泡泡，里面充满了气愤的能量。铜矿带有着原始的暴力能量，即使是仇恨之类的东西也能让你充满力量。
现在来讲讲第三件事。在从恩多拉飞往卢萨卡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旁边。他是一个警察，真难以置信。他到恩多拉执行一些任务，现在要回到和他一起住的母亲和妹妹身边。他给我讲他的小鸽子们和兔子们。他说我应该和他一起去他家，见见他的母亲和妹妹。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现在想来，那次航程前后总共不到一个小时。我很震惊。我被搅乱了。现在有魅力的年轻女人习惯了很突兀的结婚提议。而爱情那是不同的一件事；相识一刻即受邀相爱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婚姻？在我年轻时但是在战争期间我曾与其他女性坐在一起讨论，我们很惊讶于不安地男人们提议结婚的那种随意的方式。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是相当明白事理的人，我是这样觉得的。他没有喝醉。他不在任何事情上好高骛远或许除了梦想外。他从未离开过北罗德西亚。这儿，在地球上空，坐在他身边的是这个女人；她说自己是个记者。她住在伦敦。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他比我足足小上十岁在做着某种梦吧。一个从他妹妹买来的女孩子的杂志上走出来的人物，现在却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他的身边，当她到达机场后离开，挥手告别时，他满是失落感，就像是我们从一个自己渴望的梦中醒来，却发现我们的怀里仍是空空如也。
但是它是如此奇特的一个小事件，或者说是偶然事件，如此怪诞，以致我始终无法忘记。我思考过这件事，然后松手放它走，但终又回到这件事上来，并把它与类似的事情放置在一起。对于任何哪怕魅力微乎其微的年轻女人来说，要把它们看成不相关的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但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们不止是男人们在那里投射自己的意象。这些女人不一定美丽或者漂亮，她们也许很平庸。她们一生当中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求爱和求婚，但如果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个人魅力所致，那她们就错了。我常想，我们是善于倾听的人，也许这就是原因了。我悄悄地在与我年龄相当的女性中间进行了一次私密调查。有些人会看着我，嘲笑蓄势待发：你在谈些什么？但是其他人立刻就明白了我在谈什么。
在回到伦敦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如此频繁的电话：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的领导人流亡在伦敦，如果他们留在北罗德西亚的话，他们会被投入监狱的。他们几乎没有钱，生活过得很艰难，你是否可以邀请他们到你家做客，让他们至少有时能够吃上一顿体面的饭。那就是为什么大概每周都有那么两三次一群各式各样的黑人流亡者出现在我的公寓里，我的大房间里的原因，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黑人流亡者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哈里·恩孔布拉，他是运动的领导人。这位在当时非常着名的政治家很久以前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像当时很多其他流亡者中的非洲人一样，他很喜欢喝酒，不醉不归。后来他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方针：他对于居住在很快就要独立的赞比亚的黑人们的不妥协心绪而言，太过于温和，于是他不再受人欢迎；肯尼思·卡翁达取代了他的地位。哈里继续酗酒，并让自己沉迷于其中。可悲啊，他曾经是一个多么令人愉悦的人啊。那些晚上到我的公寓来的人不全是来自北罗德西亚，其中有一个是奥顿·希瓦，他来自尼亚萨兰。他在伦敦做教师，他的学生都是白人儿童。每天早晨，他让他们排好队，自己坐在一把椅子里，允许他们排成纵队从他身边走过。每个孩子都要触摸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上课的时候总会不停地被打断：先生，我能触摸一下你的头发吗？奥顿是个和善而又风趣的人，但那并不能挽救他可怕的命运。另一个常客是巴布·穆罕默德，他来自桑给巴尔。他常常很早就来和我一起做饭，他最拿手的是一大锅一大锅的咖喱菜，桑给巴尔风味的咖喱菜。其他人也不定期地过来，但我把他们的名字都忘记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变得位高权重。因为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所以精神低落、孤独地寄居在伦敦。后来我曾回想那些日子，思虑着之后他们那样不同的命运，心中很是不安。奥顿·希瓦与暴虐的统治者哈斯汀斯·班达作斗争，他因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很多年，镣铐加身，饱受折磨，后来他被谋杀了。肯尼思·卡翁达成为赞比亚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迈因扎·乔纳，他是那一群人中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满怀理想主义，后来成为内政部长，管辖着一些让人厌恶的监狱。他有八个孩子，这是为了给他们国民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孩子太多是件很糟糕的事”这种思想仅仅是白人们的又一个小把戏。巴布曾在邮局工作，那里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难所。他回到桑给巴尔后不久就被英国当局当成煽动者而遭囚禁。他说他在监狱里有过阅读《金色笔记》的独特经历。后来他成为朱列斯·奈利利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朱列斯·奈利利是坦桑尼亚那些社会主义村庄乌扎马的责任人之一，那些做法严重破坏了那个国家的农业。桑给巴尔曾有一个暴虐的统治者卡鲁姆，除了他最亲近的心腹外，所有人都厌恨他、反对他。有人试图刺杀他，但是失败了，巴布与其他人一起被控诉参与此事。他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他正和一些女孩子乘船游玩呢。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桑给巴尔暗杀者的毒手，那位巴布从未好言相加的奈利利总统把巴布投入了监狱，并拒绝把他引渡出来判处死刑：在桑给巴尔成百上千的人正遭受着折磨、悬绞和囚禁。巴布是我所认识的最爱社交的人之一，却被隔离监禁长达七年之久，在那里他用厕纸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按那里的规定他只能使用厕纸。他活了下来，并且始终保持着生命之火，因为负责看管他的狱卒很钦佩他，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说与非洲监狱的条件相比，待在英国监管下的监狱就像是待在一个度假营。巴布在报纸上经常被描述为“非洲最危险的人物”。他们怎么这么喜欢这种白痴的称号呢，他对谁构成危险了呢？
在我家度过的那些晚上，大量阴郁的玩笑在人们之间传递着。他们在梦想着如果由他们来治理国家，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天晚上，我听见包括肯尼思·卡翁达在内的北罗德西亚人说，使他们的国家运转并获得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铜矿带是受国际资本控制的。除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外，铜是赞比亚唯一的财富。他们永远不可能被允许关闭那些铜矿。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炸掉那些铜矿，然后他们就可以获得独立了。这个想法是他们计划中严肃的一部分，也是梦想的一部分吧，他们曾在不止一个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
肯尼思·卡翁达、迈因扎·乔纳、哈里·恩孔布拉回到了赞比亚，他们回到赞比亚后也曾遭受过一段时间的囚禁，但后来前两个人分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总理和内务部长，而哈里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巴布去了桑给巴尔，然后进了英国监狱。奥顿·希瓦去了尼亚萨兰，就是今天的马拉维，然后遭受了可怕的灾难。
我从北罗德西亚人那里没有听过其他什么消息了。我曾被告知迈因扎·乔纳经常告诉人们要与我保持距离，因为我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我并不介意这些，至少，夜晚又成为我自己的夜晚了。我当时是否觉得或者我现在是否觉得怨恨呢，我把他们当成朋友对待，给他们钱花，为他们提供食物（尽管当时我并不是伦敦唯一帮助他们的人），之后却变成了一个要回避的人？不。在政治领域里，美德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期待他们主持正义甚至对他们充满感激的人都像在战争中出生入死为国卖命而期待政府会善待他们的士兵一样愚蠢，也像站在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年轻艺术家和诗人的旁边的女人一样愚蠢。受伤致残的士兵们在地壕战结束之后，大多数都靠在伦敦的大街上卖火柴和为皮靴系带以求活路。
事实上，在那些晚上很少出现共产主义，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有一件事，就是信条或者说党纲仍然是：黑人民族主义是一种畸形，一种极端的保守，如此等等。一支黑人无产阶级队伍仍是非洲到达光荣黎明的唯一关键所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充斥在他们谈话里的是殖民当局的压迫以及他们如何被联邦背叛了。维多利亚女王曾向他们的长官承诺他们黑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然而殖民当局却同意建立联邦，而建立联邦会使他们处于完全任南罗德西亚摆布的地位。对背叛的愤恨是他们谈话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