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到1950年，这二十五年我妈妈被放逐到非洲。现在我已经到了明白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不算什么的年纪，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于是那些在非洲不幸的经历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对于刚刚三十出头的我，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妈妈生活在，并且属于非洲。她对伦敦黄雾的渴望以及快乐的网球聚会的向往只是奇思妙想。
她怎么能这样跟着我？但是毫无疑问她绝对要这样做。她怎么能那样想象……但是她确实是那样想的，而且她确实是那样做了。不久她就要费劲地爬上那些窄得不能再窄的楼梯，勉强地微笑，走进我的房间，挪动家具，看我的衣服，然后发表她一贯的不合时宜的看法，看墙上的小冷藏箱没有冰箱然后唠叨说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就在这个时候，莫迪·乔柯进入了我的生活，让我倍感幸运，直到今天都会让我受宠若惊。
莫迪是第一批伦敦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当时伦敦到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争难民。她是维也纳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群从苏联或者其他地方的战争中回来，等待时机执掌东德政府的人的朋友。她去了东德，因为有她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后来她被逐了，因为她是犹太人。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
然后是关于皮特。莫迪发现皮特在那间小公寓里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她有朋友，埃切纳一家，同样是奥地利难民，他们住在东格林斯戴德附近。他们有几个孩子，生活得很窘迫。他们住在一个老房子里，房子建在两英亩的岩石地上，在假期会接孩子们来玩，有时会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会在那里拥有快乐的时光。于是皮特开始在那里度周末，甚至之后会在那儿待几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给他找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教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成为一群乡村小孩的一员。这种安排对他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对我也一样。
然后，莫迪也看到了因为妈妈的突然到来给我造成的困境。她让我住到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中的糖果妈妈）那里去，因为如果得不到帮助，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对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没有人这么做，英国没有，只在美国有，甚至在美国也还处于启蒙阶段。但我是如此绝望，所以我去了。每周两到三次，持续了三年。我认为这解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反常与讽刺。首先，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并且信奉荣格的精神分析法。而我尽管也喜欢荣格的学说，就像所有艺术家那样，我却没有理由去热爱罗马天主教徒。她是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爱的老男人，一个犹太学者，长得很像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让我很迷惑，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说我想讨论这个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够了，她说，罗马天主教对于世界有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理解，和女修道院的粗陋毫不相干。（难道犹太教就不会到达这样的高度吗？“亲爱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父亲。我们继续好吗？”）萨斯曼太太擅长于开导那些遭遇思想障碍而无法继续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家。这就是她视为一生的责任所在。但是我并没有遭遇思想“障碍”。她想要谈论我的作品，但我不想。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每次提起这个，我都会转移话题，这让她始终有种挫败感。萨斯曼太太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聪明的老人，她给了我需要的东西支持。主要是支持我反对我的母亲。当压力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难以容忍，因为我的母亲是如此可悲和孤独，充满了情感上的勒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是她的处境侵蚀了我。萨斯曼太太简单地说：“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定，你就完蛋了，皮特也完了。”
我妈妈是……我已经忘记她的原型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她是一种类型的人。萨斯曼太太经常在结束的时候进行某种互换：“她，他，是这样，这样的原型……或者说现在就是某种类型。比如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厄勒克特拉，安提戈涅，美狄亚。麻烦在于，尽管我本能地喜欢原型的概念这些来自于文学和神话中的永恒形象就像是自然在山石上雕刻的形象但我却讨厌标签。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批评，因为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心理学疗法就是医生和护士都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病人：“就吃一口。”“给我看看你的舌头。”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在做治疗了。经常是这样的，我敢发誓在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做梦是为了取悦她。但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她要求我做梦，最好是连续的梦，而且她对我关于古代蜥蜴和我父亲的梦十分感兴趣，父亲被浅浅地埋在树林里，会从他的坟墓中出现，或者吸引一群狼，它们从山上下来，把他挖出来。“这是典型的荣格之梦。”她会轻轻地说，充满兴奋，“有时候得花几年时间才能让人做这种层次的梦。”然而尽管荣格之梦已经成为我夜晚的一处风景，我却从没做过弗洛伊德之梦。她说她会将弗洛伊德学说用在合适的时机，而我推断就是病人处在个人化的较低层次。显然，她认为我正处在这样的层次。
“荣格之梦”棒极了，那层层的古代常见的经历。但是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母亲要来的消息还是让我不得不把被子盖在头上。我曾经在这里。我现在还是在这儿，萨斯曼太太，做一些你能为我做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以治疗。
我需要治疗还因为其他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我的恋人。莫迪·乔柯建议我应该和她参加一次晚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要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经营，一起忍受，一起体味幸福的男人。
是的，他有个名字，但是，就像以往，存在着孩子们和孙子们的问题。自从《皮肤之下》出版以来，我就遇到不知多少个过去的已经走远了的恋人的儿孙。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也明白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与他们的是多么的不同。父母这一辈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祖父母这一辈，他们可能对父母的整个生活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不呢？孩子不会拥有父母的生活
，尽管他们我也一样满怀嫉妒地凝视着父母的生活，就像那里有他们自己生活的钥匙。
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来找我吃午饭，聊聊他的父亲。我对他说：“当詹姆斯在兰德的矿山工作时……”
“哦，我肯定他从没有做过。”一个自信的声音说道。
我对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是一个情圣？”他带有些许讽刺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头？”于是你当然无话可说了，这与他无关。
我要叫那个男人杰克，他是一个捷克人，在战争中曾经做过我们军队的医生。他还是还会是其他什么吗？一个共产党员。
他爱上了我，嫉妒地、饥渴地，甚至是愤怒地那种程度强烈的气愤意味着一个男人陷入冲突之中。我不是一下子就爱上了他。一开始我爱上的是他对我如此热烈的爱，是在高特弗莱德之后很好的改变。我对此的看法或者说感受是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真爱做好了准备：我的失误已经过去，我定居在伦敦，并将在这住下去。我的经历已经让我做好了家务的准备。我现在应该告诉自己非常郑重地我没有真正地嫁给过弗兰克·韦斯顿，即使有着四年常规的婚姻生活。高特弗莱德和我不是很配，但是我们也在一起生活得足够平稳。法律和社会将我视为一个结过两次婚和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都不能算数。我太年轻，太不成熟。事实是我和弗兰克快乐、恩爱，几乎是随意的关系是很平常不过的，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太容易结婚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渴望更好的。和高特弗莱德的婚姻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不是集中营的威胁，我是不会嫁给他的。那时，人们结婚是为了获得名字、护照，或者住所。在伦敦有一些组织就是干这个的，拯救在欧洲受威胁的人。但是，如今，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人们忘记那些婚姻是很正常的。不，我的真正的感情生活在前方。我要用上所有的智慧保持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生来就是很友善甚至是热情对于合适的人，而他正是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