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这样打扮的女人非气得大家划十字不可。然而，在塞维利亚，每个人对她的姿色都要恭维一番；她有话必答，挤眉弄眼，握拳叉腰，厚颜无耻好像她是地地道道的波希米亚女郎。开始，我并不喜欢她，我又埋头干活；可是，女人就像猫一样，叫她们吧，她们不来，不叫她们吧，她们偏偏来，她在我面前停下，竟然对我说话了：“伙计，”她用安达卢西亚的口气跟我说，“把你的链条送给我吧，我好挂保险箱钥匙，好吗？”
“我是用来拴我的通针的。”
“你的通针！”她嚷起来，哈哈大笑。“啊，先生原来做花边呀，难怪需要用针呢！”
所有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可我却感到脸红，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她。
“行吧，我的心肝，”她又说，“替我挑七尺黑花边做头巾，我心爱的制针郎。”
她取下嘴角衔的那朵金合欢，用拇指一弹，正中我的眉心。先生，这种效果，简直像被子弹打中一样？我无地自容，呆若木鸡。她走进了工厂，我才看见那朵金合欢掉在地上，在我的双脚中间；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竟然偷偷地将花拣起来，没有被伙伴们发现，便当做宝贝一样藏到上衣里面。
第一次干蠢事呀。
过了两三个小时，我还想着这件事，突然一个看门人气喘吁吁跑来警卫室，大惊失色。
他告诉我们说，在卷烟大厅里，有一个女工被人杀了，要派一个警卫进去。中士叫我带两个人去看看。我带着人上了楼。可想而知，先生，刚进大厅，我先看到三百个穿衬衣或类似衬衣的女工，大叫大嚷，指手画脚，闹得沸反盈天，就是天上打雷恐怕也听不见。一边，一个女工四肢朝天躺着，浑身是血，脸上刚被人划了两刀，伤口成“X”形。几个好心女工正忙着抢救，在受伤者的对面，我看见嘉尔曼被五六个姐妹揪着。只听见受伤女工叫喊着：
“忏悔！忏悔！我死啦！”嘉尔曼一声不吭，咬紧牙关，像四脚蛇一样骨碌骨碌转动着眼睛。
“怎么回事？”我问。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女工们七嘴八舌同时对我讲话。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受伤女工夸口说，她口袋里有钱，足够到特里亚纳集市买一头毛驴。“嘿，”饶舌的嘉尔曼说，“你有一把扫帚还不够吗？”对方受到讽刺挖苦，很可能感到一针见血，便反唇相讥说，她与扫帚无缘，因为她没有福气做波希米亚女人，也没有荣幸当撒旦的门徒，倒是嘉尔曼小姐很快就要同她的毛驴会面，因为市长先生要带她出去游街，后面跟着两个听差为她赶苍蝇。“那好吧！看我的，”嘉尔曼说，“我先在你脸上挖几道水槽让苍蝇喝水，我还要把你的脸漆成船哩。”说着，就劈里啪啦干起来了，用切雪茄的刀子在对方脸上划几个圣安德烈的十字架。
案情一清二楚；我抓住嘉尔曼的胳膊，很有礼貌地对她说：“姐妹，你得跟我走一趟。”她瞟了我一眼，仿佛认出了我；但她无可奈何地说：“走就走。我的头巾哪里去了？”她用围巾蒙住头，只露出一只大眼睛，跟在我的两个警卫人员后面，温驯得像一只绵羊。来到警卫室，中士说情节严重，应当把她送进监狱。到头来还得由我负责押送。我要她走在两个龙骑兵中间，我走在后面，凡是遇到类似情况，班长总是应该殿后。我们上路进城。开始，波希米亚女郎保持沉默，但一到蛇街，——您知道这条街，曲里拐弯的，真是名副其实，——一到蛇街，她就开始扯落头巾披在肩膀上，故意让我看见她那副迷人的小脸蛋，并尽其可能扭身向着我说：
“长官，您带我上哪儿去？”
“到监狱去，我可怜的孩子，”我回答她说，口气尽可能和蔼，就像好兵优待女俘，特别是优待女俘那样。
“完蛋啦！我在那鬼地方会成什么样子？官老爷，可怜可怜我吧。您这样年轻，这样可爱？”接着放低声音对我说：“让我逃走吧，”她说，“我送给您一块巴尔拉奇，它会使所有女人都爱您。”
所谓巴尔拉奇，先生，实际上就是一块磁石，掌握使用的秘诀，波希米亚人就可以用它兴魔作法。比如，用它研成粉末，放进一杯白葡萄酒里，让一个女人喝下去，她就不再拒绝了。
我呢，我尽可能一本正经地回答她说：
“这里不是我们说废话的地方；必须去监狱，这是命令，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巴斯克人有一种口音，一出口就很容易让西班牙人辨认出我们来；反过来，没有一个西班牙人能学会说“巴伊，乔纳。”嘉尔曼一听我的口音就不难猜测我是外省人，您知道，先生，波希米亚人没有国土，到处流浪，什么话都会说，他们大都分布在葡萄牙、法国、外省、加泰罗尼亚，四处为家；甚至摩尔人、英国人也能听懂他们的话。嘉尔曼说巴斯克语相当流利。
“我的意中人，我的心肝伙伴，”她突然用巴斯克语同我说话，“您是同乡？”
我们的家乡话太美了，先生，以致在外乡听到家乡话，会激动得浑身打颤？（土匪放低声音外加一句话：“我希望有一个外省的忏悔师。”沉默一阵后，他又接着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