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本身不仅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完全像生产一样属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而某些作者则过分片面地注意了这门科学中的前一个部分。无论他们持有什么样的冷酷观点，这些观点都造成了对这问科学本身不公正的反对。但是应该反对的仅仅是他们考察问题的过于偏狭的方法。
如果这样一个问题，即用什么手段才能生产出最大量的财富是政治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那末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用什么方式来分割和分配这种财富对普遍的幸福最为有利。因此，阐明了资本积聚在少数企业主手里比它分散在多数人的手上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更为有利之后，并不一定能得出结论说：前一种分配方式是比较可取的。
如果财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谁会否定这一点呢？——拥有它的人越多就越好。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贫穷所带来的弊病远远超过了大量财富集中在任何个人手中的好处，那末我们可以认为并不完全依靠他们每天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人越多对国家越有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积累虽然比大部分居民分为两大阶级，即大资本家和无产者——法国人对那些没有资金积累天天过着朝不虑夕生活的人的称呼一一的国家必定更加缓慢，但是我们是否能片刻怀疑这种情况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福利呢？因而也最有利于因家的繁荣呢？当然，这里我们仅就繁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来说的。如果总财富的增长主要使几个大企业主一资本家的巨额收入膨胀起来而扩大了赤贫劳动者阶级的队伍，那末这将是多妙的一种国家繁荣呀！我们的姊妹岛提供了这样一种繁荣的例证。毫无疑问，自从大不列颠废除了强加在爱尔兰商业上的严格而极不公正的限制以来，它的财富已大大增长了。这一点已为自合并以来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所证实。确实，这种增长是如此显着，以致施托尔希先生对这个问题写了一条长长的注脚，因为这是他所熟知的在国家迅速走向繁荣方面最为显着的例怔之一。①①
可是，我们必须常常记得，只是在一定的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才影响利润率。无论奢侈品、精制品等的生产是容易还是困难，就这方面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通过价格的提高可使少量精致品提供的利润完全与大量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来销售的精致品所提供的利润一样多。正如我们所知，利润仅仅受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产量的影响，它们生产劳动者的必需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组成部分。因此生产最普通的农产品的对于知道一些爱尔兰人的实际情况的大不列颠居民来说，听到这个国家在改善经济状况的竞赛中已走到了前列，不能不大为吃惊。我并不怀疑这位俄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但它们证实了什么呢？它们证实了我现在坚持的这个论点，即一个国家财富增长可能非常快，而人民群众的状况却没有多少改善。虽然该国的这种繁荣是史无前例的，但它的农民是否比从前极为贫困的状况稍微好了一些，暴力行为和凶杀案是否也不常有了呢？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自从开放了爱尔兰的贸易以来，它财富迅速增长的后果仅仅是增加了有钱人的财产和大大增加了人口。自爱尔兰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以来，无疑已出现了巨大而持久的好处，这种好处就在于中产阶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他们财富的增长。我毫不怀疑，同四、五十年前的地位相比，他们已形成了一个重要得多的社会集团。天主教徒在解放事业中发挥的力量是中产阶级力量增长的一个明证，因为这个岛屿上的大部分地产是掌握在新教徒手里的。但是，整个国家从合并以后的财富迅速增长中所获得的利益，比之较合理地分配大量财富的条件下应该得到的利益来说仍然少得多。毫无疑问，如果在居民中更加平均地分配数量较少的产品，那末情况就一定会好得多，就会出现一个真正远为繁荣的局面。因为，尽管少数人拥有巨大财富和许多人过着小康生活，但广大人民依然过着欧洲最贫苦的生活。看来不可能举出更为明显的例子来证实政治经济学中研究财富分配这一部分的重要性了。
根据上面所说的那些原理，即我们用来证明资本的积聚有利于积累的原理，便可推断：在家庭全体成员之间平均分割财产无论多么可取，它对国民财富的增长也不是最为有利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指地产的再分割，因为它完全不同于资本的平均分割，地产的分割有它本身存在的特有的不利之处；而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资本的积聚有利于积累而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地的积聚也具有同样的作用。由研究企业利润性质中得到的，证明少数富有的雇主一资本家比许多小雇主一资本家具有积累财富的更大能力这一原理，完全不适用于仅仅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就这种身分来说，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并不经营任何生产性企业。一切用来说明富有的商人或制造业主随着他们财产的增加日益铺张浪费，因而他们的实际积蓄并不与他们的积蓄能力成比例的论据，对大地主来说，更具有十倍的说服力。他们是一切阶级中最容易花尽他们的收入甚至常常入不敷出而臭名昭着的一批人，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却是很少这么于的。由于这些以及别种理由，我们必须细心地把土地和资本区别开来。我认为，只有后者才符合根据以上确立的原理所作的推断，即在全体家庭子女中平均分割的制度对国民财富总量的增长并不是最有利的。①尽管存在着这种缺点，但动产的平均分割仍然是非常可取的，这样一种分豁的优点大大超过上述的缺点。
一个作者对任何问题不管持有什么样的见解，但是真理和坦率要求他去阐述这种制度带有的弊端，可是，从总的方面来看，他认为这种弊端比别种弊端要好一些。
农业，生产粗制品、劳动工具和机器的制造业，以及运输这些产品的商业，才是一切职业中这一收入的真正来源。请参阅论毛利润一章。
①人们也可能使用雇主的利润,但企业利润不仅更加简明，而且也不易引起误解。
现在我们开始谈一谈我们原理的另一个推断。如果资本积聚在少数雇主手里，那末由于剩余收益的增长在比例上大大超过使用资本的增长，从而为积蓄提供了最大的便利，那未它也必定能为财政收入的筹集提供最充分的财力。说明企业中使用了
3,000
镑资本的一个雇主比各自在生产中使用了镑的十个人能够更容易得多地积累的同一个论点，也证明了与另外十个人加在一起相比，前者能够给政府交纳一笔更大的款子而不致有多大困难。由此我们便可推断：假定有两个国家，他们拥有的财富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其中一个国家的雇主一资本家人数少，但更为富有（因而无产者的人数更多）。
它与另一个资本更为分散的国家相比，必定能够为本国的迫切需要筹集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前者一定能够比后者更长期地维持一支更大的海陆军，由于这一原因，它也必定更为强大。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假设两个国家的财富是相等的，一国在筹集财政收入和维持海陆军方面的能力超过另一国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分割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利的同一分割方式像前面所阐明的一样也非常有助于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那末我们就不难设想资本较少分散的国家之所以更为强大。不仅在于财富分割的方式，而且也由于它具有更多的财富。由此可见，资本的积聚既是使积聚大量资本的人具有更大政治作用的直接原因，又是使他们具有这种作用的间接原因。由于这些理由，与其大小相比，大不列颠不仅现在是而且可能以后还是比法国强大。
人们也许认为财产的极大平均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影响企业精神的方式，对国民财富产生不利的影响。据说，一个人的积极性取决于他的欲望，行为的动力与欲望成正比。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认为世上没有东西比生活在没有一个人的财富可以大大超过另一个人的社会环境里更能抑制欲望的了。正是野心勃勃地追逐巨大财富所带来的荣誉、豪奢和声望，以及畏惧工商界舆论对那些不积极增进他们财产的人所加的耻辱，光是这一点就能刺激那些早已远远免除了匮乏之虞的人去经营生产性行业了。但是，财产越是平均，要实现现实中的或想象中的更大财富的有利条件越是渺茫，中产者的恬静生活也越是不容易被豪华和权力的梦想所干扰，从而扼杀了或者至少麻痹了巨大的事业心。一旦中产者依靠他们资本的利息来生活而不为增进他们的财富操劳变得很平常，舆论也会跟着转变，不再轻蔑地称他们为们汉和废物了。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厕身于比他更富有的人们之间，尽管他们的门第并不比他高贵，但仍然会使他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贫贱的人，一想到依靠他已拥有的财产来过恬静生活就使他无法忍受。如果他到了另一个国家（假定他的收入在购买必需品和舒适品方面一点也不比他从前居住的地方多，也许马上发觉他自己丝毫不亚于他的朋友，因此改善他生活条件的热情必定跟着低落。这就是为反对财产相当平均而辩解的全部论据：由于它麻痹了企业精神，所以不利于增进国家的繁荣。
但是，不管这种论据乍看起来似乎多么有理，我仍然认为，只要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是错误的。有两个理由促使我要评论一下这个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