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奥地利人口的增加也比法国快得多。①刚才所作的考察，仅适用于土地为许多小所有者占有的地区。而在土地为小佃户所占用的地区，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小佃农既不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后者所特有的感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依附于他的地主，而这种对地主的依存关系起着压抑他事业心的作用。他知道对土壤所作的改良并不可能作为一种遗产来传给他的子女，过了若干时间之后，只不过使他的地主得到好处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既无小本地所有者的自尊和勤奋，又不具有他们的远见。
因此，我们知道，农业企业过分的再分割以及由此产生的弊病的最显着的事例，都可在小租佃制占统治的国家中找到。爱尔兰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我们只需看一看它的情况就行了。毫无疑问，要是该岛没有转租制，就决不致于到达它今天这样贫困的境地，这种制度使土屋与马铃薯园地遍布各地。在生来轻率、不顾将来和习惯上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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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结婚的人们中间实行的这种制度，已被推进到了它的最终阶段并带来了相应的后果，现在只有饥荒和瘟疫的惩罚，才能制止它的进一步发展了。迄今为止，该国大多数暴行案件实际上都是由土地争执引起的。因为丧失一份土地，就失去了免于挨饿的保证。大多数暴行都是因剥夺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而引起的报复行为，而并不是为了抢劫财物。无疑，也有因什一税的缘故而犯罪的，但与前一种罪案相比，这只不过是引起动乱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根源。退掉一个佃农，常常不亚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我说占有一小块土地是谋生的唯一手段，从理论上来说，它完全与我们所发现的分割制度的最终后果是一致的。有那么多的过剩劳动，实际上就是只有很少人才能得到土地。因此，那些愿意利用他们劳动的人，不得不远渡重洋到英国去谋生。
①
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第四期，有一篇很有才识的文章，它论述了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文中作者反驳了长子继承权，同时充分肯定了农场的极度再分割所带来的弊病。但是，他集中一切力量证明地产分成平均的小块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曲于这个缘故，它促使我对讨论中的这一点，作了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过于冗长的论述。
在苏格兰高地，大牧场产生之前，小佃农耕作制是非常盛行的。但是这种人一般都非常贫困，常常拖欠地租，因而总是听任地主的摆布。正如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大英帝国没有一个地区的人口像这个岛国的这个地区那样过剩的了。在某些地区，如泰湖沿岸，情况依然如此。该处小块的谷物和马铃薯地是地产分割成零碎小块的标志。
取得一小块土地的困难是对农民之间轻率结婚的巨大限制，因为这块土地是用来盖小两口子住的茅屋以及预期可取得一个家庭所需的口粮之类东西的基地。分裂农场的惯例排除了他们结合的第一个障碍，并提供了安定生活的虚幻前景。可是在那里，那些土地占用者的性格并没有被具有强烈创造倾向的情感所振奋，我们很可以设想那里到处都是过着悲惨生活的过剩人口。
现在，我们就要来研究，我们能否从经验中得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从推理中得出的上述结论，即尽管人们可能发现土地极度的再分割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把土地平均地遗留给家庭中所有子女已成为惯例的地方，确实仍将发生这样的再分割。人们将不会如此普遍地采用为了防止这种分割所能设计的一切办法，因而也不致于在总的结果上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在此，我们必须再一次依靠法国的例子，因为它是我们最熟悉的国家，并且它也是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大规模试行这种制度的唯一国家。
在1827年，离实施家庭子女间平均分割各种财产的着名法令获得通过还不到40
年，虽然根据目前的法律，父亲总是有权力随意处理他的一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的数量可按其儿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充分允许他使某个儿子的财产比他任何一个兄弟的财产多出一倍。然而，该法令的精神却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于人们极少按照这种许可来行事。如果这种强制性的安排明天就废除，在实践上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我们发现民众的感情和习惯就像法律一样有力。但是不管平均的制度是法律还是习惯的结果，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都不可能在它的经济后果上造成任何差别。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制度对土地的分割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吧。如上所述，在
1827
年，离通过这一法律还不到四十年，法国土地所有者的人数已增加到四百万，这一数据是我们从所有这类问题上的卓越权威杜宾先生那里得知的。当我们知道英国有地产的人数仅为
32,000时，我们就会对英法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有所了解了。①如果我们以平均每户4
人计算，那末在法国作为土地所有者或作为这种人的妻子和子女而与土地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数就达1,600万。这个数目正好是该王国总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假定平均每户
5口人，那末处在上述情况中的人数必定是2,000万，将近占全体居民的/3.杜宾先生在他的着作中说：自大革命以来，几乎有4/5
的农业人口成了土地所有者，并作为一家之主而享有超过64法郎的地产收入。大约等于镑11先令。这就是试行这一平均制度还不到40年以后的地产状况。①我们①
我记得，在巴黎曾听到萨伊先生的一次公开讲演，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一个关于乡下人依恋他们出生地的突出例子。在瓦兹县，许多劳动者生活贫困，他曾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费用把他们迁往法国的另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他们在该处能得到报酬较好的工作。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却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正是最贫困、人数最多的这个阶级，才是最牢固地扎根在他们的土地之上的，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出生和长大成人的这块土地之外，他们对别的地方一无所知。要使贫困的劳动者改变教区，如同使一个有钱人改变他的国籍一样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