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册八七面五二、二○○字）不分卷，为清光绪二十一年春因甲午战败，清廷派遣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时五次往复辩难之节略。此外，今加收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中“议款篇”附于卷末，俾资互相参证。
“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中华书局印行）载有“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节略（原署“阙名”）一篇，为乙未宰割台湾的史料之一。兹编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四三种，并以丹徒姚锡光着“东方兵事纪略”“议款篇”一文附后，俾资互为参证。
按‘问答’一文，不知何人所记；虽然有些地方，词意似欠圆润，但“言之凿凿”，既非可以想像描绘，更非可以任意杜撰的。这不是出于当年参加会议者的手笔，那一定是根据他们的传述（我怀疑：这源于日本方面的记录）。我在近三十年前曾经看过这一文献，时久，已无印像；最近又读一遍，“重有感焉”，因附记之。
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不是李鸿章所能负责的（李是反对战争的），这应归罪于满清政府的糜烂。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这也是当年必有的结果，而不应责怪李鸿章交涉的无能。至于割地大小与赔款多寡，这原是交涉的焦点所在；我所注意的，却不在此（像李鸿章为要减少少许赔款的负担，甚而至于说出‘我亦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指伊藤）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的话，一副可怜相；就一国使臣而言，未免失态。毋怪伊藤博文要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了）。不论甲午当年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西洋各国的政治动向，日本与中国开战，都是相当冒险的，所以一经幸胜，迅求结束，这看‘问答’内伊藤的态度，亦可“情见乎词”；但是李鸿章没有充份把握到这一点，未能善为应付，仅在小处求情。这是他的最大失着（后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在李鸿章是出于意外，至在伊藤博文却早有此顾虑）。这一情景，在“问答”里历历可见，毋须引证。
其次，谈谈有关台湾的问题。日本对于台湾，处心积虑，由来久矣；此番志在必得，自非李鸿章的口舌可以免其沦亡的。不过，当时李鸿章说的话，却是有欠分寸的。他说什么‘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台地瘴气甚大，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以避瘴气’、‘即以台湾而论，华人不善经营；有煤矿、有煤油、有金矿，如我为巡抚，必一一开办’、‘台湾华人不肯迁出，又不顾变卖产业，日后官出告示，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政府无涉’、‘台民戕官聚众常事，他日不可怪我’，并声明‘此话并非相吓，乃好意直言相告’；这不像是一国使臣在与敌国交涉时说的话。所以伊藤博文要说‘日后之事。乃我国（日本）政府责任”、‘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了。
至于李鸿章讲到‘二十年前’（按指同治甲戌）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按系琉球人民）动兵’，他‘立主和局’，并‘倡议云“生番杀害日商与我无涉，切不可因之起畔”’；这在当年，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清廷极力否认它的政府人员说过类似‘生番杀人与我无涉’的话（参看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八种“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李鸿章纵使健忘，或不致此；我们姑且当它是“记述的错误”。
不论就地位或见识来说，李鸿章在当时都算是“了不起”的。今李鸿章如此，“自脍而下”，更可知矣。一个政权，到了这一地步，乃是无可救药了的。此所以康有为之流虽然忠心耿耿，终于无法保全清室的朝廷。在这里，我们看出了中山先生的远见与伟大。他推翻了满清皇朝，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生的机运。因马关议和而致横遭日本统治凡五十年的台湾人民，对于这一历史的演变，当尤有切肤之感。（思澄）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带同参议李经方及参赞官三人乘轮登岸赴会议公所，与伊藤、陆奥及书记官六人坐定寒暄毕。
伊云：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
李云：一路风顺，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两位在岸上预备公馆，谢谢。
伊云：此间地僻，并无与头等钦差相宜之馆舍，甚为抱歉！
李云：岂敢！
伊云：本日应辨第一要事，系互换全权文凭。
（当由参议恭奉敕书呈中堂面递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书本交中堂）
伊令书记官阅诵英文与前电之底稿相较，陆奥令书记官将敕书与前电华文之底稿相较，中堂令东文翻译与罗道比较日皇敕书并所附翻译英文底稿毕。
陆云：日皇敕书是否妥协？
李云：甚妥。我国敕书是否妥协？
伊云：此次敕书甚妥。
中堂复令罗道宣诵拟请停战英文“节略”；诵毕，将“节略”面交伊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