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着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所有随往人员，均归节制。此去务宜保全国体、辑睦邦交，竭力尽心速成和局，无负朕之委任！钦此’。其倭敕书全文：‘朕帝国为维持东洋全局和平，回复大清国重结和好，兹以最信任之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皆材能明敏，爰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后即批准’云）；其外务卿陆奥宗光以复函手致我使臣，询我敕书曾否载明使臣便宜行事，能否专主，毋须电请栽决（原函谓：‘本大臣等奉我国天皇陛下敕书载明：一切条规，准令便宜行事，毋须奏请栽决；是本大臣实有全权也。至贵大臣所执敕书，虽经捧读，其中文义未及深察，将来恐多误会；究竟敕书中曾否载明“便宜行事全权”字样，贵大臣等能否遇事自专，毋领电请栽决？特先函问’云）？明日，荫桓、友濂以实有全权答之（书略谓：‘本大臣于会议处接贵大臣陆奥氏亲交手函，询问全权。本大臣等所奉敕书，已于会议时互易恭阅，是明授以商议条款便宜画诺之权。
和议一成，即可电请大皇帝俞允，约期签字，带归敝国，恭呈御览，再相调换’云）。日本终谓我使臣全权不足，非列国议款通例也。是日，复会议于广岛县厅；日人拒甚坚，遂以书告绝荫桓、友濂（正月初八日，伊藤原书略称：‘清国常以孤立不羁、猜疑刻薄为政，故于敦睦邻邦之道，公明、信实二者盖阙如也。由此而观，足征当日清廷意中并无诚实修睦之心。我政府有鉴于兹，故于清国欲来议和时曾声明“所来使臣若无定议全权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断不开议，免劳往返；故有清国所派钦差不可不加以定议和局、签名捺印之权”一款。而清国已允恪遵此款，乃两阁下委任之权，殊不完全；足见清廷之意，尚未切于求和。两阁下携带之委任谕旨，与阁下等所应陈、应争之条款，亦不明载，又不与以“立草约签名捺印”之权；清国皇帝陛下于事后批准，亦未提及一语。然则所委阁下等之权职，不过探听本大臣与陆奥大臣陈述之言，归报贵国政府而已。今易干戈为玉帛，乃至重至大之事；若徒空谈、止成虚约之议，本大臣再不敢闻命。清国果切实求和，其使臣必须委以实在全权；且须择素有硕望之大员当斯重任，与所订立之约章确能保其实践无诈；则我帝国自可允其议和，再不坚却矣’）。是役，日人接待我使臣甚傲，且绝其通华密电。及拒会议，荫桓等尚以实有“全权”固争，且谓文凭中有未备处，可电奏改正。倭弥不允；乃拒送荫桓等长崎（？），始罢议旋沪。
倭之绝荫桓合议也，曾照会驻我、倭美使，谓‘中国诚派有位望大员畀以全权，仍可随时开议’；意盖专指鸿章。固策割膏腴、偿巨款，非鸿章不足肩此任也。方荫桓在倭，倭内阁伊藤博文曾私于参赞伍廷芳，有‘中堂大可主持和议，贵国何不遣之’之语（伊藤私谓廷芳曰：‘贵国果欲求好乎？抑使诸公来侦虚实乎’？廷芳曰：‘我朝实心求好；若贵国虚实，早已知之，何用侦探’！伊藤曰：‘何以不遣重臣来？因为本大臣愿与贵道为朋友闲谈：请问恭邸何以不可来敝国’？廷芳曰：‘亲王位重，向不出都门；安能渡海来’！伊藤曰：‘然则中堂大可主持和议，贵国何不遣之’？廷芳曰：‘本道今愿与贵大臣作朋友之闲谈：试问中堂如果衔命而来，贵大臣乐与订议否’？伊藤曰：‘中堂如果来，敝国自乐与晋接；惟必须合例之敕书耳’。廷芳曰：‘然则中堂亦须来广岛乎’？伊藤曰：‘中堂年迈，似未便远适异国；以愚见论，其旅顺口乎？此敝国与贵国适中之地，特未知我廷议何如耳’）。荫桓归及沪，遂以电告总署。会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海军尽覆，款局益急。十九日，以云贵总督王文韶调署直督、北洋大臣，命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军机大臣密寄鸿章全文：‘正月十九日奉上谕：“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议条款，讵日本意存延宕，藉敕书有请旨之语，谓非十足分际，不与开议，送回长崎。迨令田贝再电询问，乃又答云：无论何时可以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政府派从前能办大事、威望甚尊、声名素着之员，给与十足责任，约可开办等语。现在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或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
李鸿章勋绩久着，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实更无出该大臣右者。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王文韶署理。李鸿章着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该大臣当念时势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尽匪躬之义；谅不至别存顾虑，稍涉迟回也！起程日期，着即行电闻，以纾仅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云）；鸿章遂入都。其奉使敕文，先由美使田贝电倭议定，并言割地、赔款大略。二月初六日，鸿章复以割地请命，朝廷坚许之（鸿章奏略言：‘连日据美使田贝函称：“日本来电：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先允偿兵费并朝鲜由其自主外，若无商让土地及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即无庸前往”等语；其注意尤在割地。见事机已迫，非此不能开议。当经总理衙门函复美使田贝，以日本电内欲商各节，均有此全权责任；尚未接准覆电。
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窃以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宗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有割让疆场一事，一彼一此。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阅其致美使田贝两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为已得之利，而龂龂争执尤在“让地”一节。此行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臣俟日本覆电定在何处会议，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轮东渡；再求面聆训诲，俾有遵循’云）；而枢府王大臣亦公请懿旨促鸿章行（公奏略言：‘敌情叵测，时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议，而日本屡次延宕，李鸿章尚未成行。臣等伏思倭奴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节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臣等前日恳请召见，本拟详细面陈；旋奉传说：命臣等恭请谕旨遵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