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本性，最讲边幅，好绳人以体制仪节，独对羹尧满口胡柴，毫无人君之度。其始宠羹尧，固貌为戏谑以示昵；其后逼羹尧以必死，仍以佻达出之。推其原故，正由在雍邸时托以心腹，共其秘计，纳其妹以重私亲之谊，其时即指天誓日，生死不相背负，形迹不相隔阂，礼法不相绳检，年深月久，习为故常。即位以后，在世宗一时未能变颜，羹尧粗材，竟昧古来可共患难难共安乐成例，即无他杀以灭口之故，语言文字之隙，已足以杀身而有余。当康熙时，缴还朱批之规律，并不严切，雍正间乃视为重事。后议羹尧九十二款重罪中，其大逆之罪五，中一款云：“奏缴朱批谕旨，故匿原摺，诈称毁破，仿写进呈。”以此为大逆。盖自知笔迹之不可以流出人间，而羹尧偏有留以为质之想。突然反颜，用羹尧表中“夕惕朝乾”一语，为故意颠倒其词，严旨苦诘，遂尽发平生所积忌，罗织成九十二款罪恶为定谳。羹尧《临死哀求摺》云：“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其称主子，仍是藩邸习惯。其言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尚以青海军功冀动世宗之念。世宗视此蔑如。所念羹尧之功，惟有箝制允禵一事，而又彼此不能承认。若青海军务，当时清廷方盛，旗兵可用，能了者极多。
世俗传年大将军轶事，正缘世宗以他故假以殊宠，震动百年来耳目，何尝必欲倚此边材乎？当假宠时，所奖借之语，皆非人臣所能受，再略单一二为例：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羹尧有《奏谢自鸣表摺》，朱批除旁批外，摺后又批云：“览卿奏谢，知道了。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此时以君臣知遇而言，或尚望羹尧自忆其为臣，非藩邸主子奴才故态，自谨形迹，自请变易旧习，或亦有保全之意。又于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羹尧有《奏谢鹿尾摺》，朱批：“朕实无心作不骄不满之念，（原摺有颂世宗战胜不骄，功成不满语。）出于至诚，惟天可表。此一番事，若言朕不福大，岂有此理？上天见怜，朕即福人矣。但就事而言，实皆圣祖之功。自你以下，那一个不是皇父用的人？那一个兵不是数十年教养的兵？前西海势涌，正当危急之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不能善结，朕不肯认此大过。何也？当不起原是圣祖所遗之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此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面愧心惭之至！朕身即圣祖之身，然到底是父子君臣，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各陵告祭皆如例篆文，另拟祭文，以告景陵。将文稿发来你看毕，即知朕之真心也。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言虽粗鄙失理，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正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有以手加额，将此心对越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儆惕，不移此志耳。”此批亦不过辞气轻佻，恩人等名辞，固为失体，其实正告以国家平此一地，自是有所凭借，非将帅所能自任也。无奈羹尧终不悟，亦自恃别有秘密存焉。此则世宗所深忌而必欲杀之之故矣。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清《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鉷。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鉷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可掩此丑事。于是金鉷过失又出情理之外。此亦嗣统一案反覆之余波。《清史稿》于《金鉷传》不得其情，今用旧传揭之，并为补其始末于左。
《上谕内阁》，七年九月初二日，谕王国栋不胜湖南巡抚之任，着来京另有谕旨。其下缕言从前发遣广西人犯，在外捏造流言，已据广西巡抚逐一密查，确有证据。乃王国栋于各犯经过之湖南地方，并未查出一人一语，明系苟且塞责。又言陈帝西等传播流言，本人皆已承认，而流言来自何人之处，王国栋等竟不能究讯根由，屡经降旨，仍复含糊朦混，纵奸旷职，莫此为甚等语。《东华录》只载其另发之着来京一谕，削去此谕。夫流言则不必有实，何必定有来处？世宗惟知其非流言，故知有可究之根由。广西巡抚即金鉷，所究得之根由，正世宗心底所认定之根由。故毫无疑议，判定湘、桂两抚之功过。又十月初七日谕，亦《东华录》所不载。九年以前之谕旨，乃编于雍正年间，未经修《实录》时之洗刷，故间有应删未删之文存在。其文云：“发遣广西之犯，沿途怨望，造作逆语，且需索驿站，狂肆无忌。今直隶、河南、广西三省一一查出，而王国栋等，乃以湖南各州县解役兵丁，未闻一语覆奏。岂该犯等于直隶、河南、广西，则肆其怨诽，而于湖南地方，独肯奉法安静，默无一言乎？况曾静僻处山野之中，尚备闻谤讪之语，岂有看守解送之兵役，与各犯最为亲密，转无一闻见之理？此皆王国栋等朦混草率，全不以此为意也”云云，下略。世宗以曾静手制逆书，而决不疑为杜撰流言，且斥王国栋之耳目不如曾静，是意中已确知语有征实，非曾静所能造。其造言之人，亦已简在帝心，惟待地方官一鞫实，而供作《大义觉迷录》之资料耳。金鉷承帝指究出主名，在当时亦非无线索可据，不待捕风捉影而得。至世宗误会宣传之效力，后必有悔。甘心落后之王国栋，或已见及。
鉷锐于进取，顾近而失远耳。然拱固能吏，又为廉吏，高宗心憾之，一时龁之态，无理可喻，几乎啼笑皆非。既夺其官，复力索其在官之弊，而竟不可得，反得其清贫之据。高宗天资英敏，原非胸无黑白，故能免其罪而弃其人。免其罪以存公道，弃其人则以泄私忿也。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日癸酉，即将阿其那、塞思黑子孙屏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十九日甲申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而是时四川巡抚王士俊微陈不宜将世宗时事翻案，语又为高宗所不受，至论士俊斩候，久而仅得释。而于抱憾于金鉷者，则尤可味。今录洪旧传如下：
金鉷、镶白旗汉军人。由监生授江西广昌县知县。雍正元年，洊升太原府知府。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授广西巡抚。奏言思明州地方狭小，毋庸专设流官，思明知府又系土司，从无统辖流官之例，请将该州仍归太平府管辖。下部议行。又奏召募本地殷实商人，开采桂林府属各矿并梧州府所产金砂，请委专员办理。其采得之铜，亦请发价官买，以供鼓铸。俱下部议行。七年二月，奏请将南宁府正杂等官归部铨选。其沿边之南宁、庆远府等属，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知州二十三缺及庆远新设同知一缺，俱归调缺题补，五年俸满即升。至太平府通判、泗城府知府、同知，西隆州知州，西林县知县等五缺，皆地处极边，水土恶劣，请改为三年即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