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甲寅，自古多乱。刘献廷《广阳杂记》所纂，如尧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吕政之易嬴、吴三桂之叛清皆在是年，然皆弗如民国甲寅西历一九一四年兵乱之凶剧，然此言偶然符合亦怪事也。
或谓中国今日如人患麻木不仁之病，不日即将亡矣。然今日固尚未亡也，魂虽出舍而躯壳固尚在也，于是救国之士恒曰宜唤醒中国之魂或尚可救也。然唤魂固又唤之久矣，而病之无起色如故，是终不可救药，是终须死而就木也。但死后不知有国鬼否乎？如以言人人死固有鬼也，惟无鬼之论现代科学家历历言之，于今请先研究鬼以证明国鬼之说。
人死后究竟能作鬼否？生者未曾试死一遭以试验之，而死者又一去不返，弗肯以鬼事语人，惟余一般未受鬼阅历之人乱发挥其臆测之词，以有鬼无鬼相争论，其实皆鬼门外汉耳，乌足以言鬼？故予乃自惭人不如鬼，不敢乱谈鬼道。惟据乡间父老所传述，大凡鬼之现世均以生前遭急病死者为多，如吊颈鬼、如产后鬼、如无头鬼、如水鬼之类是也，至于寿终正寝者虽有疾病杀之，然其被杀也甚缓，故鬼亦无有，即有亦弗如急死鬼之恶厉。是一言以断之曰：人惟惨死者始有鬼耳。
人如此，国亦想当然，故予乃希望中国之速亡。譬诸亡于共和告成不久之后，固明明产后鬼也。又譬如为外人所分割，固明明为断头、断四肢之惨死鬼也。留得鬼在，终尚能寻人作祟，使亡我者不能得一日半日之安宁。苟麻木不仁逐渐而死，是与寿终正寝者无异，亡后并鬼亦不可见，永无翻生之一日矣。故予乃敢作不祥之言，愿中国要亡便早亡耳，木鞋儿其有意乎？
予友绍英尝言张献忠奇人也，且愤世之人也。不然，胡爱杀人如是之甚？且献忠之为人别无他种嗜好，即女色亦不甚爱，惟独具此杀人之癖，尝剥女足为塔祭天，竟忍断其爱妾之足为塔顶，虽曰不近人情过于残忍，然世皆人也，胡独彼一人不近人情如是，甘心残忍如是？或亦其人有满肚皮牢骚不合时宜，且视天下之人皆为可杀，故遂性情尽杀以浇块垒乎？然其人心中之悲怆之凄楚，是当较被杀者为尤痛苦矣。相传献忠有短偈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以对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嗟夫！人果因何种恶德无以对天，遂生怪杰之愤懑，一一以宝刀超度之使趋善地乎？予撰此则，予心大痛。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每逾二三百年必有一场大乱，死人总在数千万以上，无可免者，此其故亦颇费研究。后绍英又告我曰：“大凡承平过久，人口必日益加多而生活无计，遂不得不揭竿作乱。及其终也，人数骤减一半，且所残余之一半大皆老弱无用，怵于死者之惨，已无作乱之心，惟有思治之念，故有杰者出遂得安然登帝位，重称承平之世。”此言也颇有妙理，今日欧洲各国大战经年，互争其海上霸权、陆上霸权，与夫往昔之冒险远出，经营荒野，灭人之国、割人之土，均莫非人数过多生活问题为之厉阶。嗟夫！求生而死，讵不可悲？
中国素有人口众多之患，即如山东一省，其人民流徙于东三省者每年有数十万，故今日东三省之人皆非满洲土人而为关内之山东人。且山东人之往东三省者类以剽悍之民为多，譬如里有无赖不事正业，父老及邻人均忧之，均缚而至临海之地方，少集资与之，使赴关外谋生，并美其名曰送，于是此无赖遂乘船而往满洲矣。然其终不能谋生如故，遂辗转而为马贼，大概今日关外之马贼均山东人也，而马贼今日所以如此众多者，亦良由山东人中之不能谋生计、务正业者源源而来关外入伙也。此种人之在北满及东海滨者，颇多奇男子。国无英雄留心边事，遂使此辈为盗贼以终，岂此辈之罪哉？
往年亦有人提倡招致马贼，且美其名曰杰，意将有以大用之。事虽未成，然亦颇具眼力。但予之意不然，如于承平之时招致此种人而给以厚禄，养其惰性，未免可惜；如欲用其为个人死士，向国内争权夺利，以致荼毒生灵，为罪更大，均非予所取也。苟有雄杰者出，欲用兵于东北，为四千余年之古国壮其威声，则是种马杰一招便来，其勇武可驾哥萨克骑兵而上之，拼死一战洗我国耻，亦不负男儿好身手矣。苟非此者，匪特马贼不就抚，抚之而不善于用之亦终于为害也。
将来东北国境不发达则已，苟一发达终是此辈马杰之世界也。将来南洋群岛不扩张则已，苟一扩张亦终是我国华侨之世界也。华侨乎，马杰乎，是皆强大我中国、巩固我国境、开拓我殖民地万不可少之人才也。
或谓予乃以马杰比华侨，未免无礼。此言也予固不能不抱歉，然予亦未尝无说也。按明末清初郑芝龙占领厦门与清人抗，以厦门为思明州，后兵败往台湾，其子成功继其位，虽大事未成，而革命种子乃为成功所手植以传至今日。此革命种子无他，即秘密会社是也。初名天地会，其一派流于暹罗、新加坡、新旧金山、檀岛者易名曰三合会，现时之华侨犹多有三合会中人，而其祖若父固莫不为海外避秦之人，当时清庭又何尝不以叛贼呼之乎？彼马杰者亦不幸而在穷边绝域耳，如其在洋岛之中又何尝不有坚忍之精神以事商业？质言之，是皆郁郁不得志于国内之人而已。华侨固当尊崇，马杰亦不可厚非也。天苟不亡中国，华侨与马杰必能各抒其进取之精神、坚忍之能力，为中国扬国威于北陆、南洋间也，国之人其勿等闲视之。所谓隐居之士尝与政治有关，其用意盖首在恶政治之龌龊，故远而避之，是则所谓隐者只以不近政治界为标准，其余毋论寄身于何地，均足以言隐也。故人有隐于伶界、隐于商界、隐于酒乡、隐于僧寮之称，而不必拘拘于深山峻岭、竹篱茅舍也。然则华侨、马杰又何尝不可曰隐于商界、隐于盗窟乎？且孤岛重洋无异于蓬莱之境，穷边绝北随处是白云之乡，谓曰隐居，孰道不然？伊人何在，增予遐想也。
予偶撰一“盗隐”之名词使人骇怪，兹又见卫泳之《悦容编》又发明有“色隐”二字，以为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如迦陵妇人集所谓“爱玩贤妻，有终焉之志”者，均色隐也。谢安之东山丝竹、马融之绛帐笙歌，即是此中名人，有足称者。近日不乐名利之人多卜居上海，而上海又繁华冠全国，为南方花薮，与其以“市隐”名，何如赏心寻乐以“色隐”名乎？虽然，此中苦况个中人亦有难于告人者，偶信笔及此，予又呕心血乱发牢骚矣。
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至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丛，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