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怜的马拉特》写的是马拉特、列昂尼吉克和丽卡三个年青人的故事。他们在战争中萍水相逢，成了患难之交。两个小伙子都爱着丽卡，他们先后参军，流血立功，战后与丽卡相见，丽卡无法决定取舍，马拉特主动退出，远走他乡，成全了留下的一对挚友。13年后，马拉特成了有成就的桥梁建筑师，但他深感离开了丽卡，自己已成了“熄灭的火山”，奋斗的勇气和生活的激情都已减退，他找到老朋友，想得到鼓舞，不料丽卡和列昂尼吉克精神状态比他更糟，丽卡满足于上班下班，列昂尼吉克则已意志消沉，对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在一起回忆起早年的抱负，都痛感必须重新开始生活。列昂尼吉克意识到自己已被安逸的生活侵蚀，并且消磨了丽卡的意志，于是毅然离开了丽卡和马拉特，决心去过独立的、真正的生活。
当着西方社会的青年人纷纷“垮掉”，在“迷惘”与绝望中“嚎叫”，颓废、自戕时，当“他人即地狱”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存在主义者们为互相隔膜、找不到出路、被严重异化的公众寻求对策时，阿尔布卓夫的戏剧展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彼此相爱、理解、帮助，奋不顾身地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未来而奋斗，不断追求生活的意义，提高生活的质量。
西方评论家承认，从本剧中“体会到一种与我们日常所见全然不同的价值和观念的体系”。阿尔布卓夫眼中的世界是完整的、可知的，未来是可把握的，他对人充满了自信。
与其世界观上的抱元守一形成对照的是，在戏剧观上阿尔布卓夫则是充分开放，在作品的结构、形式和演出方式上不断打破成规，广征博采前人的手法，创造新的舞台景观。他将古希腊悲剧的歌队形式引入他的正剧中，让歌队的活动贯穿全剧，或交待情节，或品评人物，抒发情怀，或探询剧中人的隐衷，或分担其痛苦，激发其勇气，歌队成了舞台演出的灵魂。另外，以灯光的变幻控制演区，处理时空，以观演间的直接交流打破幻觉，都给演出平添了生气。富于创意的演出形式与剧作独到的抒情描写，富于动作性的情节安排，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机智的对话相得益彰，构成了阿尔布卓夫戏剧的独特风格。
9.万比诺夫亚历山大·瓦连季诺维奇·万比诺夫（1937～1972）在创作的盛年不幸溺水身亡，年仅35岁。但他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却代表了当代的苏联戏剧的一种新的走向，使他成为阿尔布卓夫之后苏联最有成就的剧作家。
万比诺夫生长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对大自然的景色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从小所受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熏陶使他具有敏感的气质。大学毕业后当记者，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感受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动荡气氛，他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保持了上一代人积极向上的态度，但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多面性。他描写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纯真的爱情，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关怀，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同时对生活的严酷性，对日常琐事中潜伏的悲剧因素，对人性、道德、精神的沉沦深表关切。
在他笔下有着阿尔布卓夫所没有的忧郁的情调和精神批判的锋芒。
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是1964年发表的独幕剧《窗户朝着田野的房子》，写一个在农场教书、即将离任的大学毕业生，在临行前发现自己与年青的女场长彼此相爱着，经过一系列羞涩而幽默的试探和交流，两人心心相印，大学生留下不走了。
多幕剧《六月的离别》1966年发表，写大学生柯列索夫与校长的女儿塔尼亚相爱，校长一次又一次阻挠，柯列索夫为了学籍和研究生文凭，一次次接受校长要他忘掉塔尼亚的条件。塔尼亚感到自己被当成交易的砝码，断然与他分手。这部剧中的爱情已经出现了阴影，不复如前一部剧那样纯洁无瑕。
在初稿中作者还让他二人重归于好，修改稿则改变了结局，可见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已趋于严峻。
《长子》（1970）写一位音乐家萨拉法诺夫相信了一位上门来的青年布西金的话，认他为失散多年的长子，后来发现布西金是为求宿而说的谎话。
但在相处期间，两人都为对方的真诚所感动。布西金还爱上了音乐家的女儿，于是假戏真做，音乐家仍认他为儿子，他也诚心诚意地留在了这家。
剧中萨拉法诺夫事业上失意，在家中也得不到温暖，一双儿女都只想远走高飞而不管父亲，因此对冒充的儿子给予了真诚的关怀和信任，正是这份真情感动了爱开玩笑爱撒谎的布西金，对老人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同情。作品证明了人的真正的关系不在于表面上的血统，同时对人际交往中的真诚给予了肯定。
3幕剧《打野鸭》写的是一个中年工程师齐洛夫的精神状况，基本情节通过6段回忆展现出来。齐洛夫有头脑，有能耐，但缺少激情，漫不经心，浑浑噩噩。在一次大醉之后勃然奋发，痛斥身边一伙“正派”朋友的虚伪与道德沦丧，表现出少有的清醒。他对自己不满，更厌弃置身其中的生活，于是决定出外打猎，在大自然当中，在自身的行动中寻求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