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进一步揭示一个民族在经济上重新启动时的种种问题，描绘处于大变动中的人们的追求、挫折与悲欢。《祸起萧墙》写顽固派与改革势力的较量，其结局是力主改革者被反对派推入了绝境。《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浪漫豪迈情怀为悲愤壮烈的气氛所取代。《沉重的翅膀》通过重工业部上下各层的矛盾斗争及几个家庭和人物的遭逢际遇，在更大的规模和背景上展示了社会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人到中年》着力描写的是历来敏感的领域：
知识分子的状况。做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不仅长期忍受物质生活的尴尬状态，还得忍受“马列主义老太太”一类人的精神折磨，而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
改革文学从社会问题入手，不加粉饰地描写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它较多社会性而较少个体性，这在社会大动荡、大转折，各种现实问题比较普遍、明朗，成为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时，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实际生活，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4）小说的异端现实主义在中国历来有着至尊的地位，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它始终是作家艺术家们公认的正统的创作方法和原则。但是艺术的基本品格之一便是打破常规，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自由不羁，一遇时机，它就会打破平衡与稳定及统一，呈现放射性探索状态。在小说领域里最先尝试的则是所谓意识流手法。王蒙的《夜的眼》、《风筝飘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开其端，虽然他们只是对传统的叙述方法作了一点非常理智的调整，却足以使整个文坛感觉新奇。自1980年至1985年10月，袁可嘉主编的四册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陆续出版，使中国作家比较方便地、比较集中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艺界20世纪在艺术观念、艺术方法和技巧上的探索历程和成果。在此期间，话剧《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车站》的新的舞台处理，电影《小花》、《苦恼人的笑》、《邻居》等“意识流”、“生活流”电影的新景观，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唯美画风，由谭盾交响乐《离骚》，四重奏《风·雅·颂》，瞿小松小提琴与乐队《山之女》等作品掀起的新潮音乐，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版，《文艺报》、《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对现代派的评介与讨论，使现代主义思潮形成山雨欲来之势，至1985年前后莫言、刘索拉等出手不凡的小说新人登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文坛已呈爆炸局面，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迷惘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以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各呈异彩，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现代主义各流派在中国的影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移植，而是每一种流派影响到几乎许多作家，而每个作家感兴趣的又不止一个流派。这样，在一个作家身上可以表现出多种探索倾向，一部作品也可能进行多种手法的尝试，因此这种具有异端倾向的文学现象带有实验或模仿的性质。作家首先关心的是方法和技巧，对于现代派得以产生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比如人生哲学、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等并不多加留意，中西方不同的心理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及所有这一切给当代中国作家造成的基本限定，也尚未被充分注意；因此批评界便有“伪现代派”之讥，现代主义各流派在中国文坛草草巡行一周，前卫作家们兴奋而慌乱地对各种新式武器操练一番之后，“现代派热”便由绚烂趋于平淡了。
<1>意识流小说。在现代主义思潮涌动之初，意识流几乎就是现代派的同义语，因此意识流的影响最早也最广，至80年代中期，意识流已成为作家广泛运用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一部分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如赵振开《稿纸上的月亮》、刘索拉《蓝天绿海》、高行健《雨、雪及其它》、莫言《欢乐》等。《稿纸上的月亮》写一个作家困兽般的生活，面对稿纸枯坐三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世界是具体的，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茫然。在一次报告会上，大学生们起哄、嘘他、甚至递条子辱骂他。本来他每天可以写八千字，“像喷泉一样”，可是现在他对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存在都心存疑虑。
“这是个寂静的早晨。每隔一年，胡同里传来爆米花那沉闷的响声。阿富汗战争正在进行。一架大型客机在法国南部坠毁。”而他关在屋里，“像只过冬的苍蝇。”用嘴吹去玻璃板上雪白的烟灰，烟灰像鸥群掠过水面，鸥群把他引入童年的海边，大海里葬着他捕鱼的父亲，父亲留下了他，他将留下他的作品，而他还在世，他的作品已被抛弃了，他将从生命中消失得无声无息。
但是仍有狂热的文学青年，女大学生带着习作求教，年青人的激情、勇气、执着与技巧拙劣的作品中跃动的生命本能激发了他，于是抖擞精神重新铺开了稿纸。
小说在叙述上有充分的自由联想，现时现刻的场景与人物的心理流程并行交错，有时会大幅度跳跃，但脉络清晰，文气畅达，并且凝练而蕴藉。
《欢乐》中的意识流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农村青年齐文栋五次高考不中，于是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一开始，这个失魂落魄、疲惫、绝望的年青人跌跌撞撞地从家中窜出来，便将我们带入了他奔赴死亡的梦魇般的旅程，在死意已决，了无牵挂的情况下，白云苍狗般的意识之流喷涌而出，将他的全部人生经历袒露无遗，社会情状与个人遭际，民族文化与个体发生重叠交混，其驳杂粗犷充满野性蛮力的辞语之流，狞厉怪诞，扑朔迷离的意象之流更如雨后山洪，横冲直撞；沉甸甸、毛茸茸的谷穗，茂密的、弥漫着浓烈松香气息的原始森林，将凿刀般的利喙刺入血管用力吸吮的跳蚤和苍蝇，散发着怪味、形状奇异、从父亲坟头上爬出来的花蛇，“生死搏斗！考中了成人上人，出有车、食有鱼，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其间又常常夹杂着冷峻的幽默：领导对高大同说：同志，我要把你拉出泥坑！高大同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说：耶路撤冷八格牙路阿门！
领导说：请你说中国话高大同打老婆给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用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四十八套日本刑法，她宁死不屈！”院子里骚乱时，“娘倒背着手，野鸭子凫水一样走出来。”在这里，意识流手法与魔幻色彩、黑色幽默交融为一体，显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2>现实与魔幻。80年代初，胡安·鲁尔弗、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作家的作品陆续传入东土，尚未引起充分注意。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消息传出，两年后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文本出版，魔幻现实主义始形成强力冲击波，那云雾缭绕、爬满毒虫怪兽的安底斯山对一些中国作家构成一个新的诱惑。在有着类似拉美的“神奇现实”的西藏、湖南和有着“谈狐说鬼”传统的齐鲁平原，魔幻现实主义得到了最有力的反响，其中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韩少功、叶蔚林的传统文化批判小说和扎西达娃的神奇地域小说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