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伤痕文学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冒险刚刚结束，身心疲惫喘息未定的人们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沉浸在噩梦醒来的迷惘、惶惑和痛定思痛之中。高音喇叭中的革命样板戏音乐戛然而止，一度作为政治工具的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被作为反动影片受到猛烈批判，贺敬之的政治抒情长诗《中国的十月》在《诗刊》1977年11期上发表后被到处传诵。《创业》（张天民编剧）、湘剧《园丁之歌》、电影剧本《万水千山》、《三上桃峰》等在夹缝中生存的作品开始扬眉吐气，“文革”前的一批戏剧、电影重新露面，外国文学名着纷纷再版（1978）、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等一批新剧目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文学，替人们渲泄着政治激情，并鼓舞着人们创造新生活。
但是10年的政治震荡，伤害、毁灭了无数家庭、个人，也扭曲，或重塑了每个人以至整个民族，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无意识地参与了、至少是经历了这场运动。对文革的暴露、批判和追究，对其造成的精神后果的思考逐渐成了社会的中心话题。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从中学教员的角度来透视蒙昧主义、愚民政策给青少年造成的严重创伤，并从一代被损伤、扭曲的青少年揭示整个民族将面临的后患。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从母女感情的角度，描绘了发生在十年文革中的一出家庭悲剧。不久，《弦上的梦》（1978）、《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草原上的小路》（1979）、《啊！》、《磋跎岁月》等一批以文革为背景，描写个人悲剧命运的作品纷纷问世，形成了一股“伤痕文学”潮流。
“伤痕文学”从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抛弃了文革遗风，以清醒、冷峻、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创作方法对待历史和现实，它不是刻意塑造一些“反面人物”以此暴露和批判敌对的政治势力，而是以客观细致的描写，通过活生生的普通人的遭遇来批判现实，《班主任》中的两个学生，一个由于不读书而成了百无一用的小流氓，一个好学上进，却成了狭隘、僵化、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畸形儿”，因为主流文化及整个社会是畸形的。《伤痕》中的姑娘真诚向往革命，而她的母亲却是革命所唾弃的“叛徒”，于是断绝了母女关系，当她得知母亲受诬陷的真相，怀着深深的愧疚回到母亲身边时，久经摧残的母亲刚刚停止了呼吸。青年人的真诚与热情被社会愚弄了，他们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痕。“伤痕文学”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本主义价值取向也使它处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轫地位。关注个人的情感、意志和精神遭际，从个人命运中映现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个基本特征贯串了整个新时期文学。
（2）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它不再停留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否定，对动乱中的个人不幸与民族苦难的展示，而是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乃至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纳入艺术视野，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动乱的根源，在生活的磨难中检验人的道德、情操、信念的韧性。“伤痕文学”中那种寻寻觅觅、凄凄惨惨的情调已不多见，正义和良知的力量，非人处境中人性人情之美、困厄中期待解救的生存意志开始融入作品主题，反思文学是从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过去历史的全面回顾。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的《灵与肉》、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都以整个新中国的历史为背景来展示人物的命运。王蒙的《蝴蝶》，方之的《内奸》、陆文夫的《小贩世家》时间跨度更大，更具历史纵深感。在《天云山传奇》中，正直忠诚的共产党人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而僵化、自私、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人却能在官场中扶摇直上。革命的受难者不计身家性命，继续履行共产党人的职责，因为内心深处的信念支撑着他，而且在最艰险的环境中也有他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女人的爱慕。这部小说的传奇性，不仅表现在人物命运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更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英雄色彩和作品基调的理想主义，这使它与“伤痕文学”形成了反差。《灵与肉》在展示人的不幸遭遇与“伤痕”的同时，也保持着“光辉的底色”，主人公许灵均幼年被资产阶级的父亲抛弃，后来成长为教师。但由于血缘的关系，他又被组织上所抛弃，在农场里做了牧马人。土地、大自然和敦厚的劳动人民给了他慰藉与幸福，政治风暴未能摧毁他的生存意志。后来，当政治风向转变，他重新被看作体面人，并有机会去美国继承家业的时候，他却留在了农场，因为那里有他的“生命之根”。《李顺大造屋》讲了一个极单纯又真实，颇有概括力的故事：
农民李顺大无屋，立志建造，凡两次未成，均不是因为财力人力，而是为社会政治所破坏，一篇小说写尽了中国农民几十年的辛酸。《小贩世家》写一个卖馄饨的小商贩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小商小贩在新中国直至80年代中期还是常人所不齿的角色，在文学中更没有地位，而陆文夫笔下的小商贩朱源达却足以令人深思。朱源达早年有经营小吃的经验，解放后家境困难，他不愿加重人民政府的负担而挑起了馄饨挑子，走街串巷，在给他人温饱的同时养活了自己的家小，但他这种个体经营一再受到政治风雨的侵袭而难以为继，只得靠拣破烂过活。到后来商贩可以自由往来，个体经营受到鼓励了，他却决心不再干了，而要到国营单位谋个铁饭碗，吃社会主义去。小说从经济领域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和一个特定阶层中人的心理障碍，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反思文学实际上仍停留在一些比较浅表的层面比如社会政治、道德情操等等，较少涉及文化及哲学、心理的层面，但它在主题、题材的广度与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创作方法与技巧也有新突破，比如王蒙的《蝴蝶》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叙事方法上已越出了一般的现实主义的规范。
（3）改革文学1979年，在整个文坛抚今追昔、痛定思痛的时候，蒋子龙发表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小说以凌厉刚健的风格引起广泛关注，并由此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
改革文学是一种社会问题文学，它也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和历史遗留的精神疾患，但立足点是眼前的社会问题，是在建设新生活之中的种种阻力、阻碍及观念、情感、道德方面的困惑与苦闷。作家大都不满足于提出或发现问题，而且要尽可能给出自己的答案。文学在自觉地充当社会改革的精神先导。在关注社会问题这一点上，它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保持着一致，而它反映现实更为直接因而更能引起共鸣，改革文学的读者群远远超出文学爱好者的范围，阅读与欣赏主要的已不是一种娱乐和审美行为，而更多的倒是一种认识行为。报刊以“欢迎乔厂长上任”为题展开讨论，读者则纷纷呼吁上级给他们派去一个乔光朴。乔厂长所面临的工厂管理不妥、生产落后、干部勾心斗角、工人精神涣散的局面正是大动乱之后生产领域的真实写照。而乔厂长的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兴利除弊的气概与品格则代表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