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仍然不必过于紧张。他经过努力，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级职务，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如果他把在这方面奏效的才干用来处理这件案子，那肯定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要是他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抛弃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最多像一桩银行业务，K在经手类似业务时，总能使银行受益。当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伏着风险，必须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应该尽量看见自己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眼里看来，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很可能是个侮辱；但是K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采取的一些行动所抵销。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立即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特别重视。K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温顺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K本人应该天天到法官们那儿去，或者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逼着法官们别再透过木格子窗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研究K的案卷。应该坚持不懈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遇到一个知道应该怎样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尽管K相信他能设法做到这一切，草拟抗辩书的困难却似乎难以克服。不到一个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可能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没想到拟稿过程中会有这么多困难。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忽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向一边，拿起拍纸本，打算拟一个抗辩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进屋来。这对K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的时刻，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副经理是刚刚听到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一个笑话，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便向K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K手中拿过铅笔，在K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本上，画出所需要的图。
今天K没有再感到羞愧，抗辩书非写不可。如果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间在家里写。假如夜里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行，但决不能半途而废；谈业务也好，干任何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无休止的劳动的任务；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这份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K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会有这种弊病——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啰嗦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天的时间消磨掉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可是K现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一晃眼就会消逝，因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作为一个单身汉，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嫌太短促，因为他需要享乐。可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再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很可怜。得结束这种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他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他当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几个月后可能会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决定。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他们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候来呢？可是，他们可能在门外会反问：勤奋的K为什么会听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糟蹋掉呢？K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但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去接去第一个主顾。
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K很熟悉的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正在忙着干要事的K表示遗憾，而K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K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K面前，向K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K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K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K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K回答。开始时，K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K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K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K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K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K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K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K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K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K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K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K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K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K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K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K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K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K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K手里接过文件，对K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K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K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K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K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