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最多只看一页，从不多看；他用手指着，一行行往下看。我每次观察他时，他总是在自怜自叹，好像看文件实在太费劲了。你给他看的文件似乎很深奥。”“是的，”律师说，“那些文件是够深奥的。我不相信他真的能看懂。我让他看这些文件的目的只是使他大致了解，我为他进行辩护是一场多么艰巨的战斗。我到底为推进行这场艰巨的战斗呢？讲起来真可笑——我全是为了勃洛克。他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看的时候从来不中途停顿吗？”“差不多一次也不停，”莱妮回答道，“他只有一次问我要点水喝，我从通风口里给他送了水。然后，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让他出来，给了他一点吃的。”勃洛克向K瞟了一眼，好像希望K听了他创造的这个极佳记录后会深受感动。勃洛克的希望似乎增大了，他的动作不那么拘谨了，他还让膝盖稍微挪动了一下。可是，律师下面讲的这番话却使他噤若寒蝉，这是十分明显的。“你在夸奖他，”律师说，“但这只能使我更难向他启口。因为法官讲的话对勃洛克和他的案子很不利。”“不利？”莱妮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勃洛克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好像相信她有本事使法官说过的话具有一种新的、有利于他的含义。
“不利，”律师说，“他甚至讨厌我提起勃洛克。‘别提勃洛克的事，’他说。‘可是，他是我的委托人呀，’我说。‘你是在为那人浪费精力，’他说。‘我不认为他的案子没有希望了，’我说。‘得了吧，你确实是在为他浪费精力。’他又说了一句。‘我不信，’我说，‘勃洛克真心诚意地关心着自己的案子，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他为了及时了解诉讼的进展情况，几乎一直住在我家里。这种热情是不常见的。当然，他本身令人反感，举止粗俗，身上很脏；但是作为一个委托人，他是无可指责的。’我当时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当然是故意言过其实。法官听了后，回答道：’勃洛克只是老练而已。他经验丰富，知道怎样拖延蘑菇。不过，他的无知甚于他的老练。如果他发现他的案子其实还没有开始审理，如果别人告诉他，开庭审理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你想他会说些什么？‘——安静点，别动，勃洛克，”律师说，因为勃洛克哆嗦着两腿，站了起来，显然想求律师解释一下。这是律师第一次直接对勃洛克说话。律师那双毫无光泽的眼睛朝下看着，目光甚为呆滞，既像看着勃洛克，又像没看他。勃洛克慢慢蹲下，重新跪好。“法官的这番话对你没有多少意义，”律师说，“用不着为每个字眼心惊肉跳。
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我每讲一句话，你就以这种目光瞧着我，好像已经对你作出最终判决了。你当着我的另一个委托人的面这么做，应该感到难为情。你会使他也不再信任我。你怎么啦？你还活着哩，你还在我的保护之下。你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你已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这肯定是符合事实的，尽管有许多保留；然而，同样真实的事，你的恐惧使我很反感，这显然表明你对我缺乏必要的信任。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重述了法官讲的话而已。你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类事情中，意见纷坛，一片混乱。比如说，这位法官认为诉讼是从某个时刻开始的，而我却认为是从另一个时刻开始的。意见不一，仅此而已。按照古老的传统，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就得摇铃。而根据法官的看法，案子的诉讼过程这时才算正式开始。我无法把所有反驳他的论点讲给你听，讲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只需要告诉你有许多论据和他的看法相反就行了。”忧心忡仲的勃洛克开始拽起铺在床前的兽毛地毯上的毛来；他对法官讲的话害怕得要命，以至一时忘了听命于律师，只顾考虑自己的事了；他反复琢磨着法官的话，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勃洛克，”莱妮用警告的口气说，她拽住勃洛克的衣领，把他往上拉起一点。“别动地毯，听律师讲话。”
九、在大教堂里
一位意大利同行首次来访该城，他是这家银行最有影响的顾客之一；K受命接待他，陪他参观城里的艺术珍品和文物古迹。要是在从前，K会把接受这项差使当作是一种荣誉；可是，目前他正需要竭尽全力保持自己在银行里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银行外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他的一次审判。当然，他已经完全不能像先前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他只是装模作样，似乎在干正经事，其实是在白白糟蹋时间。可是，他如果不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就会更难受。他头脑中出现了副经理的形象：副经理老在监视着他，隔一会儿就溜进他办公室一次，在他桌旁坐下，翻看他的案卷，接待那些多年来已经成为K的老朋友的顾客，把他们从K那儿抢走，或许还在他的工作中找岔子。K自己知道，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正在不断地威胁着自己，而他却再也无法防范了。因此，如果委派给他的一桩差事——即便是能大出风头的差事——需要他离开办公室，甚至还要外出作一次短期旅行，他就肯定会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把他支使开，以便稽查他的工作，至少证明并非办公室里缺了他就不行。这类差事最近碰巧常常落到他身上。大部分差事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辞掉；但他不敢贸然这么干，因为即使他的疑心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拒绝出差也会使人认为他心里有鬼。由于这个缘故，每桩差事他都接受下来，表面上十分坦然。
有一次，人家希望他出两天差；他正患着重伤风，秋天的阴湿天气有可能加重病情；但是，他对此却一字不提，不想找借口推诿。等他头昏脑涨地回来时，发现人家已经挑选他第二天去陪意大利客人。拒绝一次的愿望十分强烈，尤其是因为这次交给他的任务和业务没有密切联系；然而，这是对一位同行尽社会义务。无疑，这项义务很重要，只不过对他来说无关大局，因为他知道，他只有把工作做好，才有希望；工作做不好，即使意大利人发现他是一位最出色的陪同，对于他也毫无用处。他尽量避免离开自己的工作，一天也不离开，因为他十分害怕会不让他回来。他也知道自己过虑了，但这种恐惧感照样在折磨着他。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他对意大利语固然并不精通，但应付差事还是行的；另外一个决定性原因是，他对艺术也略知一二，因为早年曾经学过。银行里把他谙熟艺术这件事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因为有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他曾经当过古代文物保管协会会员。据说，那位意大利人也是个行家，如果名不虚传的话，挑选K陪同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天早晨空气潮湿，刮着风；七点钟K便早早来到办公室。看着面前的工作计划，他很恼火；不过，他决定在客人来之前，起码要干完几件事。他很疲倦，因为头天花了半夜时间啃一本意大利语语法，略作准备；窗子对他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力，最近他不大愿意老在办公桌后面坐着，养成了在窗前久久伫立的习惯；不过，他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坐下来工作。不巧的是，侍者正好在这时出现了，说是经理派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不是已经来上班了；如果已经来了，就请襄理先生屈驾到接待室去；从意大利来的那位先生已经到了。“好吧，”K说。他把一本小辞典塞进口袋，腋下夹着一本他特意为这位客人准备的游览画册，走过副经理办公室，进入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来得甚早，经理一叫就能立即赶到，这点或许谁都没有料到。副经理的办公室当然是空荡荡的，就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般；侍者很可能也奉命通知副经理出席作陪，可是没有通知到。K走进接待室时，两位先生从软沙发上站了起来。经理看见K显然很高兴，亲热地对K笑笑，立即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热情地握了握K的手，笑着说：“某君落床甚早矣。”K不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句子实在乖僻，其含义一下子搞不清楚。
K略微寒暄几句，意大利人又笑了一次，算是回答，同时神经质地捋着他那浓密的、铁灰色的髭须。他的髭须上显然喷过香水，人们真想凑近去闻一闻。他们重新坐下，开始初步交谈。K发现，意大利人讲的话，自己只能听懂一部分；他心里颇觉不安。当意大利人讲话徐缓、语调平稳时，他就差不多全能听懂。可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意大利人口若悬河，摇头晃脑，好像在欣赏自己的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