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重要的，这种认识在人类学思想中已有长久的历史，以至于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石制武器不仅用于抵御食肉动物，而且也用于杀伤被捕食的动物。他提出，用人造武器狩猎是使人类之所以真正成为人的因素之一。达尔文关于我们祖先的想象，受他5年航行经验的影响。他就是这样描述他遇见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人的情景的：”无疑我们来源于野蛮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片荒凉而起伏不平的岸边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感觉到的惊奇，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些人完全裸体，身上涂了颜色，他们的长发缠结着，兴奋使他们满口泡沫，他们的表情是野蛮之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像野生动物那样以能捕获到的东西为生。“确信狩猎是我们进化的核心，并且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的技术原始的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考虑，牢牢地刻印在人类学思想中。拉特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蒂莫西？珀坡（TimothyPerper）和人类学家卡梅尔？施赖尔（CarmelSchrire）在一篇关于上述问题的有创见的文章中简洁地写道：”狩猎模式设想狩猎和肉食激发人类进化，推动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生物“.他们解释说，按照这个模式，在3个方面塑造了我们的祖先，即”影响早期人类心理的、社会的和疆域的行为“.南非人类学家约翰?鲁宾逊（JohnRobinson）1963年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表达了与人类史前狩猎行为相一致的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我认为将肉食结合进食物似乎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进化变化，它打开一片广袤的新的进化领域。在我看来，这个变化在进化上有着与哺乳动物起源——或许更恰当他说，有着与四足类起源同等的重要性。它以智慧和文化的相对巨大张力，将一个新的领域和一种新的进化机制引入进化的图景，而其他动物的进化图景就相形见绌。“我们设想的狩猎传统也具有一些神话般的色彩，有如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不得不离开伊甸园。珀坡和施赖尔评论说，”按照狩猎模式，人类为了在严酷的大草原中生活而吃肉，人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动物，其随后的历史被置于一种暴力、掠夺和流血的环境中“.这是雷蒙德？达特50年代在一些文章中的主题。罗伯特？阿德里（RobertArdrey）的文章则更为流行，”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罪的。“这是阿德里在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Genesis）一书中着名的开场白。这种概念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中都是很牢固的主题。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解释考古记录时，这种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人、狩猎者“的会议是关于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这样一种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承认采集植物性食物是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社会热量的主要来源，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已说过的那样，这次会议把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行为类型等同看待。会议肯定史前记录中积累的石器和动物骨骼的存在形式是肉食的明显证据，正如我的朋友和同事，哈佛大学的格林？艾萨克（Glynnlsaac）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证据意味着”在整个更新世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把这些积累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当作是化石的’家庭基地遗址‘.“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被认为曾经像现代狩猎一采集者一样地生活，但是形式上更加原始。
艾萨克1978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宣布他的食物分享假说，这是人类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着重点从作为塑造人类行为动因的狩猎，转移到协作地获取和分享食物上来。”采取食物分享有利于发展语言、社会互助和智慧。“1982年在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这样告诉听众。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有5项行为型式把人类和我们的猿类亲戚分开：1.两足的行走方式，2.语言，3.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有规律、有条理地分享食物，4.住在家庭基地，5.猎取大的动物。当然，这些情况描绘出现代人的行为。但是艾萨克提出，在200万年前，”人类社会和环境中的各种基本转变已经开始发生。“他们已经是胚胎期的狩猎一采集者群体，以机动的小群生活在一起，占据临时的营地，男人由此走出去猎取动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营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在此分享食物。1984年艾萨克在过早谢世之前曾对我说，”虽然肉是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肉是狩猎所得，还是来自于其他动物吃剩的尸肉。“艾萨克的观点对如何解释考古记录有着强大的影响。无论何时发现与动物化石伴存的石器，都会被当作指示着一个古代的”家庭基地“,是一帮狩猎-采集者在大概几天的活动中胡乱扔弃的垃圾。艾萨克的论点似乎是有理的。我在1981年《人类之形成》（TheMakingofMankind）一书中写道，”食物分享假说是在那些用以解释是什么力量使得早期人类走上通向现代人之途的学说中最可信的。“这个假说似乎与我看到的化石和考古记录相一致，它遵循着合理的生物学原理。史密森研究院的理查德？波茨（RichardPotts）表示赞同。他在1988年出版的题为《奥杜韦早期人的活动》（EarlyHominidActivitiesatOluvai）一书中，评论艾萨克的假说”似乎是一种很有魅力的解释“,他说：”家庭基地、食物分享假说综合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如此多的方面——互惠体系、交换、亲属关系、生计、劳动分工和语言，它对人类学家来说是重要的。根据记录下来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骨化石及石器，考古学家能推断出其他东西。这是一幅很完整的图景。“可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艾萨克和当时在新墨西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促使这种思想开始发生改变。他俩都认识到对史前记录盛行的许多解释都是建立在没有阐明的假设的基础上。
他们独立地开始将可以真实地从记录上知道的与只是从假定得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一工作从最基本的层次开始，他们对同一地点发现石器和动物骨化石的意义提出疑问。这种空间上巧合是像曾被假设的那样暗示着史前的屠宰场吗？如果能证明是屠宰场，那么它是否暗示着进行屠宰的人像现代的狩猎一采集者一样地生活呢？
艾萨克和我常常谈到各种各样的生计假说，他会设想出各种方案。在这些方案中骨骼和石头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而不涉及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例如，一群早期人可以只是由于树下荫凉而在一棵树下消磨一段时间，为某种目的敲打石头，但不是屠宰动物尸体。譬如说他们可以是为了用来削木棍而制造石片，以便用木棒从地里挖出块茎。这群人走了，隔了一些时候，一只豹子可能爬上这棵树，豹子是常常这样做的，它把杀死的动物拖上树。
动物尸体逐渐腐烂，骨头掉到地上，掺杂在制造石器的人在那里留下的散乱石片之间。150万年后发掘这个地点的考古学家怎么能判断是这种假设还是那种早已赢得赞同的解释（即一群游荡的狩猎和采集者的屠宰行为）哪一种更为正确？我的直觉是早期人类事实上追求某种形式的狩猎和采集，但是我可以理解艾萨克对如何将证据进行可靠解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