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支持第一种观念，他在同行中的影响巨大。对于代表大多数语言学家观念的乔姆斯基学派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猿和猴的堂兄弟中寻找这种证据了。因此，对于那些通常是通过计算机和任意的词形试图教给猿猴用符号进行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的人来说，他们强烈反对第一种观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上把那些将人看作是特殊的动物并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离的人，与那些承认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人划分开来。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关于语言性质和起源的争论更加容易动感情的了。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所说的尖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种划分。
在对那些主张唯独人类才有语言的人进行评论时，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Gibs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推测和讨论是科学的，[这种看法]严格地符合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和行为与动物的有着质的不同。“由于这种思想，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
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他们看来是非常认真地在承担这个角色。
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所有我们的精神能力中，语言是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比克顿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我们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当我们第一次能够产生一个想法时，语言就在那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我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我们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
语言确实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无需指望自然选择作为语言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乔姆斯基主张：”目前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期间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当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像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Pinker）一样，反对这种观点。他简单扼要地宣称，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主张，使得语言产生的是脑的微型电路的精确的接线，不是总的大小、形状或神经元的组装。平克尔在1994年发表的《语言本能》（TheLanguageInstinct）一书中，收集了有利于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支持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这些证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数量太多，这里无法详细探究。
问题是，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结果，古猿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类似现代猿的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和哼哼声——会扩大，而它的表达会变得更有结构性。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是因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者似乎是如此。
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记住，这是我在第一章中描写的信奉达尔文者的整个进化学说的一部分。不久以前，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高度地被概括在肯尼思？奥克利1949年发表的名为《人、工具制造者》
（Man,theToolmaker）的经典小册子中。如同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奥克利是最早提出下列看法的研究者之一：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然而，作为对人类心智形成的一种认识，目前流行着一种不同的进化解释，这是一种更适应于把人作为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来认识的观点。
如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背景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被认为只是一种次要的因素，而不是基本的进化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Holloway）是这种新观点的先驱者。这种新观点是在60年代诞生的。”我的倾向是，语言是从一种基本上是合作的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的认识母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依赖于两性之间一种劳动行为的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结构的分工，“他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战略，它让人类能有一个延长的幼儿依赖期，能延长生殖成熟的时间，推迟身体发育成熟，让脑能长得更大和进行行为的学习。“请注意，这种看法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型式的发现是何等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