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的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这样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子。自然在她们的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和亚诺德（Ｍａ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么？”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说这句话的。
纪元旦
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欤？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一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胳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执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接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条，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现，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Ｙ。Ｔ。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现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正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卜果（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卜果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四时半肚子饿，炒萝卜果。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五时半发现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