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终于遇到了第一次危机，这可不是最小的一次。他真的是惟一和传教士一起留在这个血腥的城市里的法国人。
第二部分：1909~1912：学徒岁月1909~1912：学徒岁月成都，1911年12月18日亲爱的妈妈：
政治局面好像又好转一点，可上个星期是多么可怕呀。我是最无畏的一个，可我现在还发着高烧，牙齿打颤。两三个月前，我和你说：“不可能每个人在刚干外交的时候，就碰到亚历山大屠杀一类的事”。现在，我再也不用嫉妒任何人了，我看到了足够多的可怕的事，它们足够使我得神经病。再会，亲爱的妈妈，我十分温柔地吻你儒勒成都惟一的非神职法国人如果这个12月的黑色的日子标志着8月开始的暴动的一个终结，那么在一个身心俱疲的儒勒那里，则是一个真正的灾难。紧张或许只来源于对他所经历过的危机的意识，和他需要调动的以供独自完成使命的勇气和精神。四个月里，他在领馆和成都外的世界隔绝，而且要单独对十几个法国居民的生命安危负责。从暴动的前夕开始，四川就成为所有在华外国势力的关注中心，这种孤立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恰恰是在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省份，千年帝国开始了在被共和国替代前的崩溃。
袁世凯向即将就任共和国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交换建议：他不再用军事打击分隔革命者，然而却要求以他的意志来完成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和向共和总统制的转化（即篡夺总统职位）！1912年月12日，这个建议生效了。所有人都以为新的中国终于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政治。
尽管还没脱离革命的风暴，儒勒却无论如何要在重新面对这段对他来说很艰难的中国历史之前，享受一次休息的机会。他要开始三年来第一次回国度假。我们不难想象他登船离开这个混乱国度之前的轻松。四川虽然在这么漫长的几个月内没让他停止担忧，他却从没对这片土地感到幻灭。在离开之前，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事务、天气和生活条件的各种好处），觉得对自己的职位十分满意，将对休假后能回这里来进行一段新的工作而感到幸福”。
外交部将对儒勒的作为十分敏感，就像1912年政治和商务部做的一份记录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个官员，天生十分冷静，证明了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勇敢的工作人员。如果从他的年龄和级别来看的话，就知道他展示出一种严肃的独特素质。政治和商务部的部长将很高兴提名他参加下次院金棕榈奖的选拔。”
所以，儒勒是怀着完成任务，并且好运临头的感觉去休假的。他父亲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尔弗莱德，他的父亲，杰出的外交官，刚刚以一级部长的身份退休。对他儿子的事业表现十分乐观。而且毫不迟疑地对亚洲事务部副部长贝特罗先生施加影响，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信中，他也告诉儿子，他母亲非常关注他所经历的事情。
巴黎，1912年2月16日感谢上天，你终于有消息了，而且是好消息！听你来信的语气，我感到你圆满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在休息中恢复着力量。这次任务会在你的事业中留下痕迹。稍微等一等，你就会收获果实。
我2月10日去看望了贝特罗先生，他读了你的报告，欣赏你的漂亮的作为。只是他认为，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成都，只有你自己留下，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真是说得容易！他想象不出，在12月8日那个可怕的日子之后，欧洲侨民的精神状态会如何紧张。他提出，外国人没有受到革命运动的威胁。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在如此可怕的事件之中失去判断，因为成都正是动乱中心。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自己也可能误判。
在谈话之后，我给他写信，建议表彰你，让你跳过成都使馆“特派员”这一级，到新的岗位上，也能保留你现在的级别。他回答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成都使馆已经有一个人选。我能做的，就是把他调到上海工作两年，以使乐和甘能够享受两个半期的任期。”他还说：“别为您的孩子担心。我对他很感兴趣。我欣赏他。这个表现会影响他的事业的，因为我从不放弃一个优秀的官员，也不会缩减我能做的部分。”
无论如何，你应该有信心，你既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浪费心血。这对刚开始工作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机会，这会使自己为人所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这些业绩不会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