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勒来说，1914年还不是充满致命的先兆的年头。它其实开始得不错。他的上司真正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汉口领事勒孔特先生对儒勒赞不绝口。他的后任，雷欧先生也在年度报告里对儒勒大加赞美。儒勒急着把这一切都汇报给了母亲。
出于受到这种赞赏而带来的激情，儒勒开始更加随性地说话。在他的一份十分个人化的关于“混合法庭”的报告中，他对这个机制的运行进行了辛辣的分析。并且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十分生动地让上司注意到他办公室的破旧失修的状况！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儒勒忽视了外交语言的严格规范，却引起了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一直到法国公使本人——孔蒂先生，驻华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表现出这种态度。
汉口，1914年1月27日昨天是中国新年：我们整夜整日都被美妙的鞭炮声震得要聋掉了。我想，自从官方以1月1日代替新年以来，这个节日从没这样被庆祝过。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们个个穿着丝绸衣服。甚至勇敢的老斯（注：一个仆人）也穿着一条黑绸裤子出去遛弯儿。今天，欢庆过后，我想提醒老斯戴上他的羽毛帽子（注：制服），该不算是冒犯他，因为他刚刚进来时满脸笑容，平时他很少这样。我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这些勇敢的人能够乐一乐：他们可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
汉口，1914年2月18日孔蒂公使作了个突击式拜访：周四下午来，周五晚上就走了。我们乱了套，用了非常大的劲儿，带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参观了一个普通旅游者和一个外交公使应该看的全部东西。孔蒂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口袋里装满了幽默故事。他非常了解在中国的各位法国官员，这不仅是指这些法国官员的“领事”价值，也包括他们的各种小特点。这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多证明，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完全个人的。第一晚的晚餐过后，他突然对我说：“现在，给我们唱一个您写的那些小曲儿吧。”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一首小曲儿。第二天晚上，在晚餐前，他碰掉一个花瓶，那是一个商人献给他放在那里的。于是，晚餐后，我献给他一首“破碎的花瓶”，和苏利·布辉多姆的同名诗毫无相似之处。所有人都笑了个够，他是第一个笑的。我得向他保证给他寄一份复印件。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汉口，1914年2月24日你在今天早上我收到的那封信里说，我在向部里述职时，应该用贵族和行政的用语。这个问题可以做理论上的讨论，但是，我向你承认，更重要的是获得的事实结果。你看，许多年来都有人用正规用语要求注意这所房子失修的状况，然而人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收到回复。我用了一种更轻松的风格来陈述，于是就收到一封电报，说我们要求的经费已经被拨出。从这个特殊的例子，我总结出通俗风格对于学术风格来说有惊人的优越性。这是说我要大量地使用它吗！不是，但是我不认为只有在荒谬或喜剧的场景中才可以使用通俗的风格。我有孔蒂先生的准许和榜样。
我们接待了马尔代夫妇，北京的第一秘书。这些造访使我疲惫不堪。但我至少很高兴地知道我“征服”了孔蒂先生，他现在从早到晚只唱“破碎的花瓶”这首歌（这也提醒我今后要收敛一点）。我见到北京来的人越多，越没有欲望到这座城市里去任职！
“我是熊，我还将是熊！”儒勒身上有一种反人类的天性，在这个他用来描述邦思当第领事的词语上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不寻求“北京的人”的陪同，这些西化和世俗的人际关系组成了首都的生活。他坚决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和这类人的联系“搞坏”，而是要求和“普通人”交往。虽然他的职务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向上流社会的门，但他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不愿意忘本。这是他在一封信里表达的：“接触一个高于我童年交往的阶层并不让我眼花缭乱，远未让我脱离阶级，反而让我比以往更加依恋所有那些下层的却正直的人们，他们过着没有荣耀的生活，却也没有污点。”
这种善意的避世的性格，在关系到婚姻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来。因为在读到儒勒关于汉口“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说法时，我们会想到这跟玛利亚为他的婚事忧虑有关。儒勒把他独立的性格和对自由的品味放在更重要的地方，去应对那些“人们给他的多少有点模糊的建议”。说实话，他当然更喜欢“年轻姑娘”，喜欢他朋友尤的陪伴，喜欢和他的中国养子，而不是“北京的人”出门游玩。他将要满足母亲的愿望，可是现在，来自欧洲的炮声，而不是婚礼的庆典礼乐吸引了他的目光。
“1914年的春夏被一种异常的寂静笼罩着”，丘吉尔后来这样写道。人们不敢相信战争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