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准备带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段历史已经展开儒勒看到了这一切。日本的失败、盟国在欧洲对德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登台，他只看到这政权的开端，不能继续见证下去。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结束了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混乱，他经历过，却看不到结束。
年2月13日，儒勒在哈尔滨领事馆去世，孤零零远离家人，从1939年8月离开法国最后一次赴中国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们。正是在东北，他的旅程突然并寂静地结束了。在东北，在1945年的冬天，他的生命在法国领馆的孤独中结束。哈尔滨城同往年一样，气温降到零下40度，冰雪覆盖。整个城市似乎要将儒勒罩住，决意不让他离开，将他永远囚禁在冰冷的钳口里。
他死亡的具体情况是神秘的。官方说法，儒勒是因为某种病自然死亡，其性质在记录他最后日子的各个文件中不尽相同。一条没有署日期的匿名记录，可能是法国领事当局在他死后写的。记录中首先提到哮喘病。“乐和甘先生几个月来患哮喘病，1944年12月有过一次短暂的严重发作，似乎已经康复过来。当牡丹江领事雷内先生了解到他的病情，那时曾探望他。他说自己好多了，能够重新工作。大约1月20日，他有了第二次发作。2月10日得知他的病情加重，德·马尔热里立即派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去哈尔滨协助。当后者2月13日下午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乐和甘先生极度虚弱。当晚21时45分，我们的代表没有痛苦地死去”许多年后，在1980年，科佳克先生在一封亲笔信中确言儒勒有糖尿病：“除了糖尿病，他有严重抑郁症，这种病那时很难治疗。乐和甘有过几次发作，他不停地喊叫，在领馆的办公室都听得到。”哮喘病、糖尿病、抑郁症，诊断不同，也可能这些混乱是由于消息被非专业人士改动。但是，这些有些自相矛盾的通告在1955年却有了另一重意义。在儒勒去世十年后，天主教神父沙莱叶耶历尽磨难归来，对我们这位领事的死亡带来一份不同寻常的见证。儒勒可能是被毒死的！
第四部分：1927~1945：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一切从1939年5月开始，那时，沙莱叶耶神父作为传教士来到哈尔滨，在俄国移民中间工作。那时的中国东北有许多俄国移民。他在那里遇到一年前来担任法国领事的儒勒。儒勒当时准备回法国短期度假，然后在几个月后的11月返回。在这片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争夺的类似“无人地带”的土地上，彼此的野心加剧。这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沙莱叶耶神父作为新来者，自然需要依靠领事进入哈尔滨的社会，而儒勒作为天主教徒找到了破除孤独的难友。两个人在战时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2月儒勒去世。此后的几个月异常紧张，日本人要求并获准关闭法国领馆。领馆和儒勒的财产被运到伪满洲国的外交代表处。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苏联领事邀请法国人回来，取得他们的领馆财产。科佳克先生当时碍于家事，请求沙莱叶耶神父代理领事馆事务。沙莱叶耶神父当时不用听命教会上层，他同意了。1947年科佳克先生重新任职，他留下沙莱叶耶帮忙。中国共产党进入领馆。新任牡丹江领事在此期间了解到局势，正准备在1948年年底前到哈尔滨。但是他太迟了。正如同沙莱叶耶神父自己写的，他已经不在哈尔滨了。“1948年12月22日，我被莫斯科的命令移送到西伯利亚，我在那里的集中营过了七年，1955年8月被释放。”
年的一天，战争结束后的法国正在尝试着包扎伤口，在西伯利亚被囚七年的传教士的归来引起了一些晚报的注意。沙莱叶耶神父去了乐和甘家，向麦尔塞黛叙述了他所了解的儒勒去世的情况。他同样报告了外交部，他们将他的声明存入档案。